注册忘记密码
123
返回列表 发新帖
楼主: 大河蜿蜒

【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之川藏屠夫:赵尔丰开边二三事(转贴)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1:58:24 | 显示全部楼层
【川边文治】(2)

  赵尔丰的川边教育规划相当宏伟,涉及社会上从儿童到喇嘛的各色人等,设置的学习专业也五花八门,对此《康藏轺征》中写道:“并强迫青年喇嘛入职业校,教以土木工程,使养成技术人才,又设幼稚园以纳幼童,计学生人数,男子共四百余人,幼稚园二百余人,亦可谓极一时之盛矣。”

  在教学方式上,赵尔丰的理念也相当超前,在那个年代他就大力倡导双语教育了。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赵尔丰在成都正式设立四川藏文学堂,据记载两年四个学期的课程中,藏语课程共有800小时的课时,占全部学习课程总量的四分之一还多。而在藏文学堂毕业的学生并不能直接上岗,还要专门送到设在巴塘的学务局进行康区各地方言的培训,掌握了藏语方言后才派到各地任教员。

  尽管用老赵的话来讲,双语教育的目的其实相当不雅——即所谓的“开化土种”,但它从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文化普及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一年后的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赵尔丰又在川边各地设置“官话学堂”,推行以汉语为载体的近代教育。就教学语言而言,赵尔丰并没有退回到之乎者的儒家经典,而是采用已经大众化的现代白话教育。除藏语、汉语外,英语教育也在其教学计划之列,而其目的则在于“以交通外务”即培养熟悉藏区的外交人才。

  为了鼓励当地孩子上学,赵尔丰给学生们提供的生活福利可谓无所不包,甚至当代政府推行的普遍义务教育也难望其项背,史载学生入学不缴学费,所有书籍、纸笔、墨砚等皆由学堂供给,并发给衣裤帽等汉式男女服装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在学堂时免费供应饭食。二十年后,刘曼卿记录下了川边老人对此事的回忆,她写道:“凡在校一切消耗如饭食衣服等均由学校支给”。

  但就在这些优厚的待遇中,我们也同样能感觉到某种无法言表的文明冲突——当地人对这些措施并不十分买帐,反而想方设法让自己家孩子逃避上学,难怪刘曼卿会如此不解:“待遇如此优渥,宜若踊跃从事,讵知一般士庶反皆踟躇不前,甚至有出资雇请贫人以为代替者。”

  调查后赵尔丰才知道,原来当地人竟然把这种政策认定为硬性摊派——藏族传统社会中,属民有义务为领主服免费服劳役,这就是所谓的“乌拉”差役,当地人并不理解老赵普及教育的良苦用心,反而视入学为当差的一种,宁愿多愿出钱或出物作为报酬雇请他人顶替学差名额读书,从而产生了川边历史上奇特的“雇读”现象。

  不仅如此,受命推行新政的当地藏族官吏还曾向赵大臣诉苦说:“不料各村百姓不惟不知大臣美意,反言小的无有儿女,不知爱惜,将我们儿女在大臣面前见好,倘如定要我们儿女入学读书,我们当父母者宁肯赴河而死。” 更有甚者,三岩撒东村头人因不愿上报学童名额,竟不惜与政府对抗,甚至导致清军士兵受伤。

  对于这些因近代教育改革而导致的民族文化冲突,赵尔丰不由得发出了川边“办学教导之力,实觉内地十倍其难”的感慨。

  但老赵并没有灰心,反而决定进一步加大力度,针对社会上盛传的将上学等同于“乌拉”差役的谣言,他干脆宣布“凡学生皆免除其摇役,每期考试较突出者,另行奖励”。为了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赵尔丰还指示学务局,凡在小学毕业考上第一名,学生家庭免支“乌拉”差役三年,考第二名者免二年,第三名免一年,其余前七名给物质和银牌奖励。

  由于上学不但不增加任何负担,而且还能得到许多便宜,许多当地人消除了疑虑,开始踊跃送子女上学。

  对于川边近代教育开创之艰难,刘曼卿叹息地写道:“赵氏以为防范规避计,遂严查户籍,清点人口,有隐匿不报者,重惩勿赦,一面对于家中有子弟入学校者则予以免赋税之优待。又闻某次有一军人乘马撞乱学生行列,赵竟处该军人以重罚。余如看戏看会学生均有优先权,而为家长者终不十分热心,足见创业始事之难。”

  (说明:以上内容均来自正规史料,但由于时代等原因,资料的立场可能有一定局限性,请读者自行甄别)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1:59:55 | 显示全部楼层
【川边文治】(3)

  对于赵尔丰的“边地兴学”,后世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在达到“混化种族”开通风气的同时,也把近代化的学堂教育传到了川边,开启了川边近代化教育的先河。

  藏区教育从此由传统的寺院教育及少部分的私塾教育向近代化新式教育转变,教育权开始向底层普通民众倾斜,教育内容也日趋开放和实用,超出了过去的宗教教育的范围,从而开创了历史上“川边普通教育的黄金时代”。

  确实,从结果来看,赵尔丰的教育普及计划实施得颇有成效,对此他曾在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正月不无得意地向朝廷上奏道:

  “巴塘—隅男女学生等,先学藏语,继学汉文,甫经三年,初等小学堂男女生竟能作数百言文字,余皆能演试白话,解释字义。尤可嘉者,八九龄学生,见人皆彬彬有礼。问以义务,皆知以忠君爱国为主。”

  有意思的是,爽朗的康巴姑娘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甚至还学会了汉族女孩的矜持——赵尔丰继续写道:“女生更高自位置,以礼自持,不轻与人言笑。”

  然而二十年后,同样是在巴塘,民国特使刘曼卿特地向当地人询问了这里现在的教育状况,其结果令人相当伤感,赵尔丰当年的心血早已毁于一旦,而他培养出的那些有文化的康巴姑娘也与当地格格不入,只能远嫁异乡:

  “后又问巴安教育近事,答云自赵氏教育摧败后,旧有学生类皆复沦入不识不知之中,女子更多随嫁汉人,流入内地。西康有歌讽之,意谓‘汉人到内地是回转故乡,西康姑娘啊,那是异域尔无往。’

  “故过去曾受教育之份子去者已去,而留者复退化,今除西人所办华西学校有中学小学计二百馀人外,县中自办学校则多委靡不振,文化不进步,社会事业落伍,伊谁为之障耶。”

  对于赵在川边的作为,刘曼卿感叹道:“赵氏之举措,以川人视之或以为倒行逆施,在康藏人则应憎而爱之也。憎之以其残暴,爱之以其勇为。其提倡教育固有足多者,而置图书,设官署,奏改行省,其为康之诚,爱康之深,能谓其非守土之良吏耶?”

  当然,做为一名帝国专制下的官员,加之本身又是旗人,赵尔丰自然不会有什么近代民主民族之类的思想觉悟,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还是都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和皇帝的权威,而对皇帝的尊崇自然要从娃娃抓起。

  比如在川边学校的官方课本中就写道:“大皇帝是我们中国的主子,我们吃的、穿的和住家的房子、栽粮食的地方,都是大皇帝的,大皇帝的恩比天大呢。”而那些新颖的教学方式和课程,其实更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延续。

  前面我们也说过,一直浸染在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赵尔丰常常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异质文明,比如他对藏族丧葬的态度就是这样。赵曾于宣统二年(1910)五月二十八日专门发布告示,名为《示谕关外僧俗人等严禁水火天葬改用土葬》,它规定关外(即打箭炉也就是康定以西)僧俗人等今后一律实行土葬:

  “凡父母之死,则以礼殡葬,即兄、弟、妻子之死,亦必用棺木装殓,择其不受水冲、不受火烧之地而埋之,乃合大皇上之制度,倘敢不遵示谕,本大臣定提案治罪,决不宽贷,各宜懔遵!”

  与汉族当时普遍采用土葬不同,土葬却是藏族最为忌讳的埋葬方式。它本来为藏民族信奉苯教时期流行的古老葬俗,但后来仅用于麻风、炭疽、天花等传染病人,至于强盗、死刑犯、凶死之人的尸体,法律上不许他们天葬或水葬,只允许挖抗埋进地里以示惩罚。

  说白了,在许多藏族人看来,土葬通常只用于那些不得好死的人。

  (说明:以上内容均来自正规史料,但由于时代等原因,资料的立场可能有一定局限性,请读者自行甄别)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2:01:50 | 显示全部楼层
【川边文治】(4)

  赵大臣从汉族伦理的角度来规定人死后必须土葬,无疑让藏族人相当反感,从后来执行情况来看,赵尔丰下达的行政命令短期内根本无法改变藏族人千百年形成的丧葬习惯,除了汉化程度较高的康定、德格等少数地方之外,土葬在其他藏区直到现在仍不普遍。

  其实除了土葬之外,藏区的葬俗还有好几种。比如塔葬是所有丧葬形式中级别最高的一种,只有达赖、班禅等极少数最高等级的大活佛方可享受此种葬仪;火葬一般用于次一级的高僧大德,只有森林资源丰富的亚东等地,才对普通老百姓也采用火葬。

  另外,在拉萨河谷地区,年纪不满八周岁的孩童夭折后,一般密封在一个陶罐中,挂在通风的老房子或山洞里,以保持其躯体的完整;青藏高原东南部林区则将孩童的尸体置于竹篓或木箱中,挂在特定的区域内的树杈上,称为“树葬”。

  众所周知,天葬是藏区最普遍的葬法,但其起源目前已不可考,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十一世纪在印度僧人唐巴桑杰倡导下兴起。天葬有着固定的仪式,尸体运送到天葬台场,天葬师先要用柏树枝松叶架成一个香堆,点燃之后压上糌耙,这叫烧桑。当桑烟在台上升起,烧焦的糌粑味弥漫在天空。附近的鹫鹰便就要飞过来了。

  天葬师对尸体进行解剖、支解,然后把肉喂给秃鹫,就连骨头也要捣碎,与酥油糌粑混合成小团以便秃鹫入口,最后一点不剩,这意味着把最后的遗体也奉献出来,佛教认为这是一种功德,能赎回生前罪孽,有利于灵魂转世。

  天葬中,尸体被神鹰吃得干干净净后带到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最能体现物质的轮回和生命的生生不息。藏族歌手亚东唱过一首《天葬》,那种空灵的意境恐怕是我们大多数汉族人所无法期许的:

  “默默地向你挥挥手,告别我们轮回的缘分。

  应召而来的神鹰,请你带走我一生的荣耀。

  轻轻地走过曾经的家,记住千年不变的誓言。

  应召而来的神鹰,请你打开我阳光的天路。

  如此安宁,如此安详,多么美妙神奇的时光。

  死亡在消失,生命已经飞翔,在那远去的翅膀上……”

  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清朝从儒家伦理道德的观念出发曾严令禁止天葬,包括赵尔丰在内的几名高官甚至扬言要对天葬者的家属执行死刑,但藏民仍旧我行我素。法不责众,再加上清廷也无力监视如此广阔的土地,禁令最后不了了之,天葬的习俗也一直延续至今。

  最后我们再说说藏族另一种丧葬方式——水葬,它是将死尸背到河边肢解后,投入河中,或将尸体用布匹包捆后,坠上大石块抛到河中,其余的事情就都交由鱼类完成。藏区的水葬并不算太普遍,一般是经济条件差雇不起喇嘛念经超度的人家,对死者才采用此法,另外,对死亡的孤寡者、传染病人、夭折的幼童也用此葬法。

  对于水葬,汉藏两大文明的态度同样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曾在赵尔丰麾下作战的清朝青年军官陈渠珍对此有着切身体会。当年清军进驻川藏北路的道孚,陈渠珍与几个同伴一起出去散步,发现树林外的水沟里面有许多肥美的大鱼往来跳跃,这帮馋嘴的家伙立即兴奋起来。

  他们自进入藏区以后每日以糌粑果腹,口中可谓都淡出鸟来,正苦于肚里没油水,便打算偷着捞几条尝尝。

  可七岁的王戎尚且知道“道旁苦李”的道理,更何况几个大人?军官们正美孜孜地准备打牙祭,其中某个聪明人——据小陈说,这个聪明人就是他自己——突然想到这地方居民众多,当地人怎么会不撒网捕捞,反而繁殖出这么多大鱼?

  “林外一沟宽四五尺,碧水清浅,鱼多而巨,往来游跃。余等正苦无看,将取之食之。又疑此地居人甚多,岂无网罟,河鱼之繁殖如是?”

  感觉事情有点儿蹊跷,他们于是多了个心眼,暂时停下手找来个翻译询问原因,这才知道藏族人死后有几种葬俗,其中等级最低的就是把尸体投到水里,任凭鱼鳌啃食,这就是所谓的“水葬”,因此藏族人普遍都不吃鱼。

  “询之通事,始悉藏人死后,不用棺封。土掩其上者,延喇嘛讽经,寸磔其尸,以饲雕鸟,为天葬。其次以火焚之,为火葬。下焉者投尸水滨,任鱼鳌食之,为水葬。故藏人无食鱼者。”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陈渠珍此后一见鱼就想吐,更别说吃了,这种条件反射伴随了他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清军挺进拉萨附近的工布江达,当地贵族请他们吃鱼,陈还心有余悸地问:

  “此得勿食水葬者之鱼乎?”——这别不是专吃死人肉的水葬鱼吧

  *******************************************************************

  (说明:以上内容多来自正规史料,但由于时代等原因,资料的立场可能有一定局限性,请读者自行甄别)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2:03:17 | 显示全部楼层
【辛亥百年祭】(1)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

  一百年前,武昌起义的消息由英国《泰晤士报》传到拉萨,驻拉萨的川军很快在哥老会组织下集体哗变,乱军们扣押了驻藏大臣联豫,许多军官被杀,尤其是那些平日里待下严苛者多死无全尸。

  凭借以往“宽厚”名声而积累下的人望,本来已被剥夺职务的前川军统领钟颖咸鱼翻身,被乱军再次拥立为统领,在他的纵容下,乱军们开始大肆抢劫衙门、寺院、商铺、仓库以及他们认为的一切可能有价值的地方。

  不过,钟颖也并非一无是处,无论怎么说,身为川军最高长官,他仍是中央政府在拉萨的主权象征,不久后的1912年5月10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使他成为民国政府派驻西藏的第一任长官。不仅如此,他还显得颇为仗义,亲自跑到乱军兵营,声泪俱下地发表演说,竟然感动得乱军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释放了驻藏大臣联豫。

  但此时西藏的局势已经远非小小钟颖所能控制得了的了。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本已败退多时的藏军补充了大量军火物资,他们马上发起反攻,随即与清军在拉萨混战。当地人也迅速分成两派,多数僧俗支持藏军,而班禅系统、丹吉林活佛系统以及哲蚌寺的大批喇嘛则倾向清军。

  最终,拉萨川军在被藏军团团包围后断粮,“不出战时,唯四望救兵,极目浩叹,并指山凹雪化处之黑影为救兵,夜间流星指为川军之号灯,群相告语,盖生机已将绝矣”,直至“粮尽援绝,马犬无可杀,草根树皮无可食,甚至煮草囊充饥”。

  最后,清军不得不接受尼泊尔驻藏代表的调停,以全部缴械为条件撤出拉萨,然后在英国人的监视下,灰溜溜地经印度由海路回到内地。拉萨一不行,西藏其他各地驻守清军也很快作鸟兽散。

  逃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则风光无限地重返拉萨,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关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于1912年10月28日宣布,因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正式恢复他被清朝政府开革的“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但在英国的挑唆下,达赖反应相当冷淡,袁大头的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

  很快,噶厦政府开始大肆报复曾与朝廷和官军交好的藏族人。一向亲中央的西藏第二大活佛、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回到日喀则,并在此后十余年中一直被迫忍受着拉萨当局刻薄的煎熬,直到1923年底与达赖喇嘛彻底决裂。班禅从此流亡内地,于抗战爆发的1937年底在青海玉树圆寂,有生之年再也没有返回故乡。

  年幼的丹吉林活佛由于是达赖喇嘛的亲外甥,噶厦当局不敢拿他本人怎么样,对他只是象征性地降级惩罚了一下,但其手下那些亲汉人的僧侣们则都被清洗。小活佛再也无心政治,从此醉心于当时刚刚兴起的摄影艺术,最终成长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位藏族摄影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反映拉萨和旧西藏风土人情的珍贵老照片。

  由于忌惮拉萨三大寺的雄厚势力,达赖喇嘛暂时饶过了反对自己的那些三大寺僧侣们,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人在此后的岁月里都没有什么好结局。十年之后的1921年,达赖喇嘛借口三大寺企图发动反对自己“新政”的暴乱,派刚刚训练好的新式藏军带着现代大炮等先进武器攻入寺院,彻底解决了反对派。

  辛亥革命爆发后,已改土归流的川边藏区也发生大规模暴乱,被赶下台的土司们纷纷卷土重来,率残余势力在藏军支持下,疯狂反攻倒算,史载当时川边全境未陷落者,南路仅有康定等三县,北路仅有道孚、甘孜、德格等八县而已——前面我们说过,川边改流后设立了两个道、四个府、一个州、二个厅以及二十五个县,也就是有一多半的县已经沦陷。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赵尔丰和他的边军哪儿去了?他们当时在做什么?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2:04:56 | 显示全部楼层
【辛亥百年祭】(2)

  赵尔丰此时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一切都来源于那条川汉铁路。当年,正是赵尔丰的老友锡良从洋人手中争得了它的修筑自主权,但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5月,财政困顿的清朝突然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

  与此同时,朝廷却又不肯归还四川人已筹集的修筑铁路的股金,只答应折算成日后的国家铁路股票——想钱想疯了的朝廷打算空手套白狼,盘算着将路权转给列强再赚一笔。

  消息传来,四川舆论大哗,不断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沸腾的民怨愈演愈烈,到了9月7日,成都数万人再次上街请愿,愤怒的人群冲击了总督衙门,一直冲到了总督办公的大堂前。

  鸣枪警告无效后,当时已到任川督的赵尔丰做出了自己一贯的强硬反应,他下令清军开枪镇压,当场打死多人——具体人数一直说法不一,主管四川警察的“提法司”周善培认为打死七人,而革命党同志会则宣称有三十多人被杀——这就是著名的“成都血案”,于是“赵屠户”的恶名再次传遍天下。

  次日凌晨,成都便被十几万哥老会成员团团包围,清廷闻讯大惊,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支援,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

  由于湖北新军主力被调入川,导致了武汉空虚,给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辛亥革命突然爆发了。

  辛亥革命后,赵尔丰被迫辞去了四川总督,离职后的他仍暂住在成都,而其一手带出来的那支身经百战的边军仍对他忠心耿耿,此时正在赵尔丰老部下、川边大臣傅嵩炑的率领下火速向成都挺进,这让掌权的革命党人如芒刺在背。

  其实,赵尔丰是完全有机会离开成都这个是非之地的,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据周善培回忆,他不走的理由相当简单:赵尔丰的老妻生病了,尽管朋友们和老下属们都说,夫人可以留在成都,由他们照顾,病好后送去,他应该先离开险地。老赵却告诉周善培:“我同内人是五十年的患难夫妇,大局如此,我丢了她不管,她没话说,我实在不忍。”说话间已经泪流满面。

  后来的人们感叹道,已经习惯了阴谋、并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的国人们,根本就不会相信这种简单至极的理由,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真相?

  面对正扑向自己的如狼似虎的边军,成都已经岌岌可危,可出人意料的是,革命后四川新军却脱胎换骨般爆发出了巨大的战斗力,他们前仆后继,终于将素来瞧不起自己的边军死死地钉在巍峨险峻的大相岭(在四川雅安南部),后者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但夜长梦多,这种不利情况肯定不能再持续下去,革命党人决定动手了。终于,1911年12月22日清晨,赵尔丰曾经的部下、革命军现在的最高首脑——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率兵突然袭击赵府,这座猝不及防的府邸立刻被突破,当时赵还没有起床,据说只有一个他从川边带来的藏族丫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迅速拔出刀来试图抵抗,随即被革命军乱枪打死。

  赵尔丰就此难逃厄运,当天上午,他被押到成都闹市,以煽动兵变试图复辟满清的罪名当众斩首,时年66岁。随着赵尔丰那颗花白的头颅滚落血泊,如班超、马援、陈汤那样在边疆建功立业的帝国时代一去不返了。

  被阻大相岭与四川新军相持不下的边军得知赵尔丰被杀的消息,军心大乱不战自溃,其最高统帅、川边大臣傅嵩炑随即被川军所俘,在押期间他写下了《西康建省记》一书,书中系统地回顾了赵尔丰开拓川边改土归流的艰辛历程,为赵灿烂辉煌但却功亏一篑的《平康三策》梦想,画上了一个凄凉的句号。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2:07:58 | 显示全部楼层
番外篇:《最后的边军》

  赵尔丰亲手创建的边军在辛亥革命后大部土崩瓦解,少数残余部队此后仍以“边军”的名义继续为中华民国服务,甚至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康军阀刘文辉的部队中还有一些军官曾是当年的边军官兵,他们甚至曾与长征至此的红军交过手。

  至于边军将领,这些赵尔丰曾经的部下们的归宿则各不相同。

  前面说过,曾担任过边军首任统领的罗长琦后来投靠了驻藏大臣联豫,以左参赞的身份接替被联豫解职的钟颖,统领入藏川军,由于他治军严苛,在军中很不得人心。辛亥革命爆发后,罗立即成为军中哥老会重点报复的对象,据说这位曾率军攻取藏东南的将军死得相当惨——罗长裿被哥老会首领抓住,拴在马后面拖了几十里才死。

  一说罗长裿听到拉萨兵变的消息后,本想率军前往平乱,但驻波密清军管带陈渠珍所部后队正目赵本立等人突然率兵包围并劫持了罗长裿。后来罗找到一个机会,他跳崖自尽,但却没有死成,于是继续被乱军挟持。11月29日,赵本立等人勒死了罗长裿,并将其尸体焚毁。相传罗的一个妾携幼子逃到一个藏族乞丐家躲藏而得以幸免,但后来却没了音信。

  此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宣布将罗长裿入祀忠烈祠供后人凭吊,并向天下宣传他的优秀事迹:“罗长裿死事惨烈,着交陆军部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迹,宣会史馆,以彰公道而慰幽魂。”罗长裿的传记被列在《清史稿》的《忠义传》中,这位战功显赫的将军也终于有了个灵魂的归宿。

  由于处死罗的乱兵许多都是陈渠珍的部下,因此有人认为这件谋杀很可能是身为革命党人的陈故意指使手下人做的,而当时对西藏骚乱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钟颖也是主谋之一。当然,陈渠珍一直矢口否认这种指控,并在其日后那部著名的回忆录《艽野尘梦》中为自己多方辩解。

  在拉萨被藏军缴械后,曾率领川军入藏的四川新军统领钟颖灰溜溜地经印度返回国内,但他并没有得到善终——罗长裿的亲属专门向北洋政府申诉,要求惩罚杀害罗的凶手,而北洋政府也迫切需要为丢失西藏给全国一个交代,身为满清余孽的钟颖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经过一系列审讯后,袁世凯签发《大总统申令》,最终宣判了钟颖的末日:“查西藏于波密平服后,全藏静谧,汉番相安,自拉萨兵变及色拉寺之役,始酿成乱端。推原祸始,实由该长官要结乱兵,擅离职守,以致藏民茹痛,边境骚然。已属罪无可逭,又复挟私嫁祸,擅杀忠良,焚毁尸骸,惨无人道。钟颖着处以死刑,依法执行。”

  直至到死,钟颖一直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他的亲属甚至还专门编写了一本《弥天冤案录》来为其辩诬,当时也确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川军和边军官兵认为他是冤枉的,钟颖虽然有罪,但由他来承担一切也并不公平,他不过是民国政府西藏政策全面失败的替罪羊。是是非非,这里不做过多讨论。

  身为赵尔丰麾下最得力战将之一的程凤翔字梧岗,他是山东聊城人,“以武童投军”,也有人认为他本是赵尔丰的厨子,因作战勇敢而被赵提升为军官。程长期担任边军后营管带,跟随赵参加了川边几乎所有重要的战争,率兵收服西南数千里,军功显赫,号称“国防、西康建省战功之一人也”。

  此人也是藏族地方武装最为惧怕的边军将领,当地人相传他竟然以人肉下酒,史载藏人相当害怕他,称他为“白扒本布”,“即食人肉之官也”。当然了,后人考证这是谣传,程将军还没那么重口味。

  程凤翔在赵麾下官至三品总兵,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从边军退役,后来又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总统府侍从武官,大总统曹锟曾派他去江西监督烧制瓷器,但这位程将军却是个酒鬼,到了地方假公济私,竟然专门为自己造了一大批精美的酒瓶子,后来这些器皿相当有名——“特烧朱砂瓶十窑,名曰程瓷”。

  特别提一下的是,程将军当年曾率兵在今天被印度占据的藏南地区设立了中国的界碑。1914年2月,清军早已经撤走,藏南已在英印当局的实际控制之下,一支英国远征队在当地发现了程凤翔部队在1910年,1912年初,以及辛亥革命后四川当局会同察隅地方当局于1912年6月设立的几块界牌。考察队头头奥卡拉汉将界牌拔起,并丢弃于丛林之中,他事后解释说:

  “如果我们让它留在原地,数年以后,我们的这一疏忽将会被曲解,将会认作是对中国和西藏占有的默认,而通过我们将它撤除并将其置于喀耗的行为,表明我们不承认这种占有。”

  真是不打自招!

  风山是赵尔丰时期边军最后一任统领,他字歧峰,荆州驻防镶黄旗人,为“笔帖式”也就是满洲文书出身。风山指挥了边军后期的几场重要战役,从川滇藏交界一直杀到藏南,“平三岩,定得荣,助程凤翔收服西南,转战波密数千里,大小数十战”。时人对凤山颇为赞许,说他“官至将军,行如常人,甘苦同士卒,诗酒共群僚,有古大将风”。

  尽管身为旗人,但凤山却相当识时务,辛亥革命后并没有为满清王朝殉葬,而是立即归隐乡里,“比至鼎革,自行引退,布衣羸马,两袖清风,归农于华阳之野”。这位老将军相当能活,一直到民国成立整整三十年后的公元1941年方才寿终正寝,年九十有二,门弟子公葬于凤凰山之隅,其碑曰“凤将军墓”。

  边军重要将领彭日升字衡山,湖南滤溪县人,行伍从军,长期在程凤翔手下作战,曾以后营哨官的身份出征乡城,后又随程凤翔定盐井,转战西南数千里,一直是程凤翔部的前驱,号称“彭先锋”。赵尔丰相当器重他,提升彭为为前营管带,并在攻克三岩(昌都贡觉县境内,以出产强盗著称)后授予其参将官衔。

  当傅嵩炑率边军反攻成都以解救赵尔丰时,彭日升奉命率部分军队留守川边,因而保存了力量。到了民国四年也就是1915年,彭已经晋级为陆军中将,成为边军全军统领,并被授予勋三位,率军驻扎在西藏昌都。

  1917年驻扎在昌都北部类乌齐的边军抓获两名“越界打草”的藏军,西藏方面要求将他们交由西藏地方自行惩处,但彭日升却下令将这两名藏军斩首,只将人头还给对方。藏人大怒,唯恐天下不乱的英印政府乘机唆使藏军报复,并提供了大量枪支弹药——据事后统计,英国人为支持藏军,共卖给西藏地方快枪5000枝,子弹达500万发。

  民国七年也就是1918年,厉兵秣马的西藏地方政府大举东侵,以数万之众围攻昌都。当时正赶上四川同云南两省军阀相互混战,川军自顾不暇而且与边军一直有比较深的矛盾,因此川边主要军政长官——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仅仅派出一个营象征性地援救一下,然后就既不发援兵,又不济粮饷。

  孤军奋战的彭日升率部队,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拼死抵抗,但过于悬殊的实力对比无法仅凭精神逆转,数月后粮尽弹绝援兵无影,昌都终于失守,残余的边军被迫缴械,彭本人也被藏军虏入西藏不知所踪,有人认为他最终死在西藏林芝地区的得穆寺。对于这位“民国苏武”的悲剧结局,后人感叹道:“二十年戍边,一日被俘,湮没不彰,论者惜之!”

  不管怎么说,赵尔丰开创的强力时代终于结束了,彭日升部的消失,也标志着边军——这支曾在藏区取得无数辉煌战绩的部队——的最后灭亡。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2:09:37 | 显示全部楼层
番外篇:《赵尔丰的友与敌》(之一)

  说完了赵尔丰本人及其麾下边军将领们的结局,让我们最后再来说说他的朋友和敌人们吧。

  前面说过,赵尔丰的老上级锡良在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三月离开四川调任云贵总督,不久后又调任位高权重、在全国督抚中排名首位的东三省总督(东三省总督辖区成立后,凭借龙兴之地和满洲老家的重要地位,其排名马上超越了原来第一的直隶)。

  但好景不长,由于身体原因,锡良在1911年3月不得不离任休养。辛亥革命爆发后,卧病在床的他立即领衔联名内地十八省督抚,致电军机处要求明年即开国会并组织责任内阁,试图以君主立宪运动挽救清朝的覆灭。

  但螳臂当车,锡良的努力毫无成效,在老袁的逼宫下,宣统帝最终宣布逊位。此后的六年中,疾病缠身的锡良以不食周粟般的顽固精神,始终拒绝任何医治和服药,最后于1917年如愿病逝,终年六十六岁。对这位素来有“良吏”美誉的老臣,紫禁城里的小皇帝宣布将其谥为“文诚”,也算谥得其所。

  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于1911年3月继锡良担任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爆发后,赵老二表面宣布赞同共和,私下里则在辖区内大肆搜捕屠杀革命党人,史载“肆意残杀同胞人达数千以上,及集合各要地进退维谷者不下数万人,乃赵尔巽犹派兵剿捕,日事搜杀,军队所至,殃及妇孺,灭绝人道,至此已极。刻虽赞成共和,实为民军公敌”。赵尔巽的东三省也是全国最后一个降下清朝黄龙旗的省份。

  中华民国成立后,赵尔巽先去青岛隐居,后来到北京成为老友项城的座上嘉宾,甚至在袁世凯称帝后还被封为可以不称臣不叩拜的“嵩山四友”之一。应老袁所请,赵尔巽于1914年3月担任清史馆馆长,开始主持编撰叙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部官方史书《清史稿》。

  1927年《清史稿》终于完成,当年9月3日,耗尽心血的赵尔巽便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翌年,这部主要由遗老遗少主笔、力图为清朝歌功颂德的《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在留下了一部丰富史料的同时,也留下了一堆让后人喷来喷去的争议话题。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在其主政东三省期间,赵老二培养和重用了一个对日后民国历史有巨大影响的年轻人,并委任其为“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该会会长正是赵本人),此人的名字叫做张作霖。

  由于和赵尔巽的特殊关系,后来当《清史稿》的写作因缺乏经费而难以维持时,已经飞黄腾达的张大帅念及旧情,主动慷慨解囊提供了巨额捐款,使得这部总篇幅高达五百三十六卷的大部头史书的编撰工作得以继续下去。

  从某种意义来说,那位砍掉赵尔丰脑袋的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其实也是赵尔丰事业的继承者。1912年4月,成都的大汉军政府和重庆的蜀军政府合并,共同成立了四川都督府,二十八岁的尹昌衡任都督。

  鉴于辛亥革命后川边的严峻形势,尹昌衡决定率军西征,在这场为期近一年的征伐中,川军给予力图继续扩张的藏族地方武装以沉重打击,不仅收复金沙江东岸全部失地,而且在彭日升等边军余部的共同努力下,保住了金沙江西岸的战略重地昌都。

  但尹昌衡实力的增长很快引起了袁大总统的警惕,在老袁的好友、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的谋划下,北洋政府釜底抽薪,收买尹的部下彻底架空了这位四川都督,小尹不得不改任转任川边经略使(后称川边都督)。

  但赵老二的报复并没有到此为止,1914年2月,被袁大总统召回北京的尹昌衡突然被逮捕入狱,以“亏空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只是对方因为顾及他民国元勋的名头才没有最终丧命。小尹从此在监狱里发了两年呆,直到老袁死后的1916年6月才被黎元洪大总统释放。

  出狱后尹昌衡又从事了几年不成功的政治活动,直到1921年,心灰意冷的他回到成都老家,正式从军政界引退。此后尹昌衡便一直闭门在家专心写书,他著述颇丰,一共写了二十多部文集,成为后人研究辛亥革命和民初历史的重要资料。这位少年成名的将军一直活到解放后的1953年才去世,死时也不过69岁。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2:11:20 | 显示全部楼层
番外篇:《赵尔丰的友与敌》(之二)

  至于赵尔丰的真正敌人们,我们还是从所谓的“川边四大土司”说起。其中,康定土司和德格土司当初是被赵尔丰用相对和平的手段拿下的,他们都以比较体面的方式被迫接受了改土归流。

  由于离汉区实在太近,康定在赵尔丰死后一直在四川政府的控制中,土司势力自然无法复辟,末代明正土司甲宜斋于是只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在当地生活,但他最后的结局却颇让人哭笑不得。

  到了民国六年(1917年)藏军东侵,康定地方官员怕甲宜斋趁机响应叛乱,为防患于未然就将他抓了关进监狱,土司家人想劫狱救他,没想到他们在翻墙进入监狱的时候手枪走火,监狱里被囚禁的土司听到后却以为政府派人杀他来了,于是决心自我了断,遂服毒身亡(另有一种说法是他其实逃了出来,最后因伤重不治而死)。

  民国成立后,德格尽管在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但土司势力却卷土重来。在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本已放弃权力的多吉僧格土司的后人从巴塘返回复辟了土司统治。到了1942年,如同当年的翻版,德格地区再次爆发了因土司继承权而引发的战争——土司泽汪登登死后,由其妻降央伯姆代行土司职务,但以夏克刀登为首的头人们不服,双方激烈争执,直至彻底谈崩拿起了刀子。

  期间,在当地有巨大影响的白教噶玛噶举派重要寺院八蚌寺的大司徒活佛进行了居中调解,并受公众拥戴出任土司摄政,但活佛也无法让两派彻底消除仇恨。1950年,争执双方调集全部兵力准备进行决战,似乎“一个玉米引发的血案”就要再次重演。

  就在此时,历史的车轮碾碎了土司家的恩怨情仇——解放军正拉开解放西藏的大幕,相比之下土司和头人间的武装械斗实在渺小得微不足道,在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调停下,降央伯姆和夏克刀登都同意放弃了自己的武装,后来他俩又一起被安排在政府中成为同事。

  德格土司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958年的民主改革,那时封建农奴制被彻底废除,这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家族也彻底结束了自己的荣华,变成与我们一样的平民。

  川边另外两大土司也就是巴塘土司和理塘土司,当初都是被老赵当作不合作的恶劣典型予以严厉镇压,清军本着除恶务尽的理念将土司家杀得相当干净。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中央政府在川边的统治土崩瓦解,但巴塘和理塘两大土司早已被赵尔丰砍了脑袋,没法再回阳间复辟,于是包括巴塘、理塘、稻城、乡城等地在内的一大片康南区域顿时群龙无首,成为土匪肆虐之地。

  我们不会忘记当年赵尔丰所经历的最惨烈的那场战斗即乡城桑披寺之战。桑披寺被攻克后,出于惩罚目的,清朝宣布对稻城、乡城征以重税,激起了当地人的极端不满,但在赵尔丰的军事压力之下,人们都敢怒不敢言,咬牙切齿地等待着释放怒气的机会。

  1914年,一个叫陈步三的军官带领驻乡城川军发动叛乱,叛乱军人发给当地人军用枪支,乡城人从此基本上实现了全民皆兵,人手一枪。而附近其他地方的武器既制造简陋,数量又少,根本无法与之争锋。此后根据史料记载,乡城人凭借先进武器,骚扰康区及滇西北,横行二十余年,造成社会混乱,经济萧条,商旅裹足,入藏道路也不得不从南路转移北道。

  乡城的桑披寺自然也重新回到了当年那种乌烟瘴气的状态,后人叹息道:“惜乎桑披寺的堪布和当事喇嘛,简直不能管理寺内的僧侣,更说不上教化。在寺内打明仗和杀人越货的事,真是层出不穷。”

  川藏南路混乱不堪的状况总共延续了将近四十年,土匪头人们无法无天的统治一直到这里解放才告终结。1950年,西康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解放军进入乡城、稻城地区,开始组建各级政府,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地方军政部门的有效宣传和积极争取下,全民皆兵的当地人终于明白混乱的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原来的那些头人们也在政府里得到任用。

  到了1956年爆发的“康巴大叛乱”时候,许多心怀不满的当地上层人士又跳了出来,纷纷组织叛军对抗政府,其中比较有名的便是临近理塘的毛垭土司,关于他一直流传着一个著名故事——当地和平解放时,据说毛垭土司曾问政府工作人员:“是毛主席大还是我大?”当叛乱平息后,身为叛军主要指挥官的毛垭土司被击毙,尸体也被俘虏们抬着在理塘城内示众。

  至于赵尔丰最大的敌人——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辛亥革命后风光无限地回到了拉萨,大总统袁世凯也于民国元年10月28日正式发布了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现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应即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以期维持黄教,赞翊民国,同我太平。此令。”

  此后,身为西藏至尊无上的统治者,十三世达赖喇嘛基本没有再遇到过强有力的挑战者,这位于血雨腥风里锻炼成熟的政治家在各大势力中游刃有余长袖善舞,他充分利用了各国间的种种矛盾,在波谲云诡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施展凌波微步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直到1933年,这名卓越的演员终于无意继续演下去,于12月17日在布达拉宫圆寂,享年58岁。

  回顾佛爷的一生,真可谓波澜壮阔,后人对其评价褒贬的差异也一直颇大:他既曾坚决抗击英国侵略,为爱国人士所推崇,又对中央桀骜不逊,被后世藏独所膜拜;既是把现代化工业和制度引入西藏的第一人,又极力维护神权统治,坚决打击民主力量;既以铁碗统治西藏数十年,又恰逢乱世身不由己,不得不周旋于英、俄、清廷及国府等各大势力之间,甚至被迫流亡他乡,饱受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的白眼;既努力维持黄教的统一,又与九世黄教另一位最高领袖班禅交恶并逼使后者远走内地……总之,十三世纪达赖喇嘛身上体现了各种矛盾的集合,很难一言以蔽之,只能任由后人评说。

  但不管如何评价,人们比较公认的是,做为旧西藏最强有力的两名政教领袖之一,十三世达赖喇嘛完全有资格与他的前世——五世达赖喇嘛并列。

发表回复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中文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