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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大河蜿蜒

【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之川藏屠夫:赵尔丰开边二三事(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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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5:02:45 | 显示全部楼层
《3、“引狼入室”的古老家族》(3)

  此前一年的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9月,进京告御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见到了光绪皇帝和太后老佛爷,但这次会面却似乎并不愉快,敏感的达赖喇嘛甚至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不仅因为会面后皇帝尽管恢复了他的名号但对他的投诉却置若罔闻,更因为会面时清廷坚持他必须以普通臣子的身份行叩拜大礼。

  在十三世达赖之前,亲自觐见过皇帝的黄教最高活佛只有两个,那就是顺治时的五世达赖和乾隆时的六世班禅,关于达赖、班禅与皇帝会面时是否磕头叩拜的问题,一直是场喷来喷去的口水仗,最后甚至上升到论证中国对西藏是否拥有主权的高度。

  笔者学也浅薄胆也怯弱,自然不敢参与其中,但参照各种资料,想必当时最可能发生的应是水浒中常见的那种情景:某某好汉作势要拜,宋公明抢步上前一把扶起,口中大呼折杀我也——也就是说,活佛摆个姿势,皇帝马上免礼。

  不过,这次似乎是个例外,皇帝铁了心要活佛磕头,而活佛则拼死不从,据说争论的最后结果还是和稀泥折中了事——达赖喇嘛以屈膝下跪代替磕头叩拜,但这种两头不讨好的处理方式无疑搞得双方都很不愉快。同时,他此前提出的希望今后能直接向皇帝上奏而不必再通过驻藏大臣转奏的建议也被清廷否决,使得达赖喇嘛更加失望。

  屋漏偏逢连阴雨,郁闷的达赖喇嘛又得到了更不好的消息。就在1907年8月31日,为了防止共同的敌人——德国向东方扩张,英俄这两个曾经的对手在圣彼得堡签署了《英俄协定》,该条约界定两国在波斯、阿富汗与中国西藏地区的势力范围,双方同意保持西藏领土完整,英俄双方都不能吞并西藏,任何关于西藏的事务双方都必须通过中国政府来解决。

  该条约意味着今后达赖喇嘛再不可能从俄国得到任何形式的援助,终于导致达赖喇嘛对俄国彻底绝望。而于此同时,英国对达赖喇嘛的拉拢却进一步加紧——就在达赖喇嘛驻京期间,英国公使朱尔典专程去雍和宫拜会了他,两人相见甚欢,更加巩固了已初步确立的合作意向。

  可英国女王毕竟太遥远了,不甘心的达赖喇嘛决定再等一等,希望自己的皇帝能充分认识到他的重要性——缺了自己,尽管地球还能转,但西藏转不转就不好说了。但达赖喇嘛很快发现,缺了他的西藏不仅照样能转,而且还似乎转得更好更快了,自己如果再不回去,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4月14日,因在中英关于西藏的谈判中据理力争为我国争回部分权益,时年四十三岁的外交官张荫棠被朝廷破格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赏副都统衔”,从而成为有清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汉人驻藏大臣(驻藏大臣按惯例非满即蒙,尽管后来赵尔丰也兼任过驻藏大臣,但他严格来说属于汉军旗人而非汉人,而且实际并未到任)。

  曾先后在美国和西班牙等国任职的张荫棠是清末少有的具有近代眼光的官员,他对于国际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更知道觊觎西藏的敌人们如英国和俄国当时的境地。张到任后迅速稳定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外逃所造成的西藏混乱局势,并向清廷弹劾前大臣有泰等十余名满、汉、藏贪官污吏的种种误国劣行,指出:

  “窃惟安边之要,首在察吏,必大吏廉洁,率属办事,乃能刚正而服远人。令藏中吏治之污,弊孔百出,无怪为藏众轻视,而敌国生心”。

  在张的坚持下,颟顸的有泰终于被朝廷革职查办,其余官员也都被“归案审办,分别监追”。此举无疑大快人心,马上赢得了西藏民众的好感,史载“汉官威令始行,民气大振”。

  就在达赖喇嘛滞留内地期间,张荫棠于1907年1月13日向朝廷提出了著名的《治藏刍议十九条》,其主要内容包括:

  在宗教上优待达赖、班禅但不给予实际权力;在政治上恢复从前的藏王摄政制度并以汉官监督;

  在人力资源上彻底清查西藏的户口和租赋,以免遇事心里没底;

  在军事上筹饷练兵,增强边疆国防力量;

  在经济上振兴农工商业,开发矿产,革除苛政,废除无偿的乌拉差役,同时修筑道路和设立银行,加强物流和资金运转;

  在行政上设置西藏行部大臣、会办大臣等,分别负责外交、督练、财政、学务、盐茶、巡警、农务、工商、路矿等事务;同时大力兴办教育,改良当地风俗。等等。

  这无疑是一套相当彻底而全面的改革措施,尽管部分内容比如改良风俗等仍不脱民族歧视,但总体来看其远见卓识即使到今天仍令人佩服不已,必将使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受益良多,其中一些提议甚至是当代中国政府仍在致力实现的目标。

  但另一方面,这样彻底而全面的变革其实意味着要重新构建关乎西藏所有人的利益分配体系,尤其是这些富于近代化的改革措施如果真的付诸实施,必将摧毁西藏高层赖以生存的传统政治经济基础也就是政教合一制及农奴制,这让那些既得利益者根本无法忍受。

  因此张大人的改革方案一出,西藏上层大哗,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新任驻藏办事大臣(驻藏大臣分为两个级别,办事大臣略高于帮办大臣,如果两大臣同时存在,则办事为正帮办为副)联豫则对张取得的成就相当嫉妒,不仅多方擎肘,为反张浪潮推波助澜,甚至不惜联合西藏噶厦政府向朝廷建议请达赖喇嘛回来主持局势,其目的无非是制约自己这位在西藏普通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副手。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5:04:31 | 显示全部楼层
《3、“引狼入室”的古老家族》(4)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5月,在众多活佛、贵族以及自己同僚的包围夹攻下,心力交瘁的张荫棠黯然离开拉萨,重返自己熟悉的外交领域。即使已离开了这里,但他仍用自己的外交才华为西藏做了最后一件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4月20日,张荫棠代表中国与英国经过半年的争论交涉,终于签订了《中英修订藏印条约通商章程》,该文件明确了英国不得与西藏当局直接交往的原则,并规定英国人不得越过亚东、江孜经西藏任何地方而至噶大克的来往路线,从而缩小了英方侵入西藏的范围。

  此后,张荫棠多次出任清朝驻外公使,并在辛亥革命后担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驻美公使。

  晚年的张荫棠再次翻看当年他向朝廷所上的奏章,曾无限感慨地说:

  “天下事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虽有良法能言而不能行,犹无法也!”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张荫棠病逝于其北平寓所,享年七十一岁,遗有《使藏纪事》五卷。

  尽管张荫棠在西藏只驻了短短一年时间,但拉萨的老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清正廉明锐意进取的汉族官员,甚至许多贵族对他也怀念有加。藏族人至今还把一种波斯菊称做“张大人”花,据说该花就是张荫棠当年带过来并在西藏生根发芽的,许多不会说汉语的藏族人谈及此花时,也都能流利地说出“张”、“大”、“人”这三个可能发音并不标准的汉字。

  告别张大人令人扼腕叹息的遭遇,让我们还是回到1908年的德格,继续讲赵尔丰与土司兄弟的故事吧。

  在这场战争中,边军兵分四路,赵尔丰自己亲自殿后,但兵力并没有乡城之战那么多,大概两个营也就是千人左右,土司多吉僧格也召集了八百名当地藏族土兵一起参战。

  土司弟弟降白仁青的当地武装无法抵挡,初战大败后向北逃至临近青海的石渠,就在这里,一路打得顺风顺水的赵尔丰却险些丧命。

  按照清朝史料记载,赵尔丰率兵追至石渠县西北玛母地方,这里是一大片高原,清军至此,见草原荒漠杳无一人,却看到鸟群南飞,因此知道附近有敌人埋伏,但是时近黄昏,而且道路生疏,不便搜寻,他们只好就地扎营。

  赵尔丰与部将后营管带程风翔、卫队营管带张荣魁等会商,认为敌皆勇悍且未受重创,恐其夜间前来偷袭,于是严令军士“持枪坐寐”。四鼓后哨官扎绍先率卫兵出营巡视,尽管天色黑得伸手不见掌,但他们却听到对面依稀有用藏语说话之声,于是知敌人已至,便一面传知各营,一面开枪射击。

  张荣魁和程风翔等人考虑到黑夜作战玉石难分,刀枪不长眼恐伤及主帅,于是便保护赵尔丰到帐后一小土山暂避。事后证明,正是手下的这一举动救了赵尔丰的命。

  原来降白仁青痛恨狗拿耗子的赵尔丰到了极点,思欲诛之而甘心,他知道赵军夜间放枪“多系向上,并无准头”,于是策划了一场相当大胆的斩首行动。当天晚上,降白仁青“率其同党,伏地而行”,直扑赵尔丰大营,清军放连环枪击之亦不退。杀到近处,降白仁青率众弃枪持刀蜂拥而上。

  赵军亦举刀相迎,两军短兵相接,枪不能施,藏兵不顾伤亡,终于闯入了赵尔丰大营,随即开始疯狂杀戮,可他们杀来砍去,却怎么也找不到要杀的正主儿——史载“幸尔丰先已避出,始未遭害”,想必事后看到自己大营中那血腥惨烈的情景,死里逃生的赵大臣无疑会一身冷汗。

  双方就这样一直混战厮杀到天亮,最后清军的装备优势终于发挥了作用,藏兵的冷兵器和土制枪械渐渐无法抵挡。同时,程凤翔等率军分两路由山上杀下,痛击敌人后方。

  清军随击随进,敌人后队伤亡过多,前队惊惶失措,只好自行溃退,乘马飞逃,只可惜赵军都是步行,追之不及,不知敌人藏在何处,也没法搜索。

  为解决情报问题,赵于是在当地人中“选派诚实者十余人”,四出探寻敌踪。不久后当地人回报,降白仁青等率众藏在噶衣牧场。这个地方在今天石渠县的扎麻朱康,其地势十分险要,大河四面环绕,藏兵不时在山顶侦察,十余里外,皆可望见,他们人不离枪马不卸鞍颇有准备。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5:05:59 | 显示全部楼层
《3、“引狼入室”的古老家族》(完)

  赵尔丰考虑到敌人既有准备,大军前进,目标甚大,十余里外,即为所见,若肯迎战最好,若先期远逃,岂非徒劳无功?他于是传令各营,每营选精兵一百人,以当地招募的土兵为向导,清军伪装成当地人,每人发给藏式皮袄一件,雇乘良马一匹,“人皆裹粮,不带帐蓬”,就这样轻装前进,一直推进到距离敌人阵地附近,随即乘藏兵不备,直向山顶杀去。

  清军骤至,藏兵仓皇应战,可是地势已失,只好退守山上第二重防线,赵军亦追至山下,分两路由山旁小道登山,与之“争守山隘,阵斩悍敌”,山下赵的后续部队也追踪而至,开始四路围攻。降白仁青见清军势大,知不能敌,率其余众乘马狂奔而逃。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清军来的不只是步兵,在降白仁青身后,赵军马队紧追不舍,而且随追随放枪射击,沿途毙敌甚多,溃败的藏兵们虽有时乘隙还枪,但已属强弩之末。

  就这样一连三日三夜,清军追了有五百余里,直到一条大河拦住前方,这就是金沙江上游著名的通天河。藏兵再也无路可去,“扑河而死者甚多”。也有凫水及乘马而渡者,但行至河心水深浪急,被冲走丧命者又不少。赵军在岸上不断开枪射击,河中被击毙者也相当多。最后,藏兵几乎全军覆没,渡河而逃者包括降白仁青在内不足十人。

  清朝史料记载,降白仁青此后又屡战屡败,一直溃逃到青海果洛。大兵压境下,果洛的女土司向朝廷投诚,赵随即派员进驻果洛,昂翁降白仁青感到青海也不安全,最后不得不跑到西藏投奔当时已被朝廷恢复名号的达赖喇嘛政权。

  但藏族民间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在这个版本中,其实弟弟降白仁青比哥哥多吉僧格有学问得多,为人也宽厚明理,很得当地人心,嫉妒的哥哥于是多方迫害弟弟,最后借助赵尔丰的精锐边军,在康北的杂渠卡也就是现在石渠县的扎麻朱康抓住降白仁青,将他押回德格,关在土司官寨的大牢里。后来在同情他的当地人帮助下,弟弟从牢中逃了出来,逃亡到青海投奔正在那里的达赖喇嘛。

  藏历土猴年(公元1908年)10月,经清朝政府批准,达赖喇嘛一行开始经青海返回西藏,但此时的达赖早已如惊弓之鸟,遇到风吹草动就要琢磨一番,于是一路拖拖拉拉走走停停,直到藏历土鸡年(1909年)10月底才到达拉萨。

  无论事实究竟怎么样,赵尔丰毕竟赶走了土司弟弟,实现了自己对德格土司的承诺,现在该轮到土司老爷来履行诺言了。不过,据《清史稿》记载,老赵这人很仗义,并不想乘人之危,甚至允许多吉僧格复职,反而是土司坚决不干,哭着喊着一定要按约定改土归流。鉴于这套大部头史书的主编正是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因此这种说法仅供参考。

  宣统元年(1909年),多吉僧格终于交出了土司大印和委任状,他这样向朝廷解释其辞职的理由:“德格地广人稀,窥伺者众,终恐不自保,原招汉人开垦,使地辟民聚,乃可图存。”朝廷随后赏赐他以有名无实的世袭二品顶戴,并每年从德格税赋中划给三千两赡养银。穿上了清朝的官服,多吉僧格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无家可归,因为他的几处官寒都已被边军改为存粮的兵站。

  这个忙赵大人是要帮的,于是已被边军消灭的巴塘土司的一处官寨以及附属设施被统统划拨给多吉僧格家族使用,这位前土司老爷就这样由川藏北路搬家到了川藏南路。后来,赵尔丰在巴塘大力兴办教育,多吉僧格这位曾经给改土归流做出了卓越榜样的前土司又和夫人带头捐赠首饰,朝廷于是又赏给他头品顶戴,同时也为他夫人树了牌坊。

  清廷在德格土司的领地内,设置了一府(登科府)、一州(德化州)、三县(白玉县、石渠县、同普县),并派朝廷官员直接管理。

  正由于德格土司的主动求助,在川藏南路一筹莫展的赵尔丰却趁机实现了在川藏北路的改土归流,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这样,赵尔丰终于迈出了改土归流最艰难的一步,他审时度势,迅速改变重点,决定以德格为样本首先实现川藏北路各土司的改流,然后再将成果向川藏南路扩展。

  这以后,川边大小土司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像德格、明正土司那样交出土地,保全性命和富贵,要么像巴塘、理塘土司那样拒绝改流顽抗到底,最后性命和富贵一起丢掉。识实务者为俊杰,土司们多选择了前者,成为有名无实的流官,其余的则要么被杀,要么被抓,要么被赶到西藏。

  至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川边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基本结束,赵尔丰先后将巴塘、理塘、德格、春科、高日、岭葱、纳夺、孔萨、麻书、白利、东科、朱倭、单东、余科、明正、鱼通、绰斯甲、咱里、冷边、沈边、崇喜、毛垭、曲登等土司改流,并在这些地区新设置了两个道、四个府、一个州、二个厅以及二十五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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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部分内容,主要来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七章《德格的光辉》第一节《千年家族》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1:45:12 | 显示全部楼层
《4、川军入藏》(1)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二月,在川边主持改土归流取得巨大成功的赵尔丰被赏加尚书衔,从而正式成为朝廷一品大员,在仍兼川滇边务大臣的同时,他又得到了一项新的任命——驻藏大臣。

  此时赵尔丰的老上级锡良早离开了边军的大后方四川,一年前的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三月,锡良已奉旨调任云贵总督。但此后赵尔丰的改土归流事业不仅没有受到擎肘,反而更加如鱼得水,因为继任的四川总督不是别人——按照朝廷旨意,老赵自己先代理了一段时间即“署理四川总督”,然后正式的总督终于派来了,他正是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

  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清廷这一善解人意的人事安排,无疑让赵氏兄弟颇为感动。现在朝廷又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显然已全权委托他处理一切涉藏事宜。

  “赵屠户要来拉萨了!” One person's meat is another one's poison,消息传来,西藏权贵们惊慌失措,哭天喊地,仿佛末日将临。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在由青海返回西藏的途中,但他仍指使噶厦(旧西藏地方政府的名称)官员向现任驻藏大臣联豫申诉,说赵尔丰仇视黄教滥杀僧侣,希望朝廷能另派他人。

  这个联豫很有意思,其生平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甚至连生卒年份都无法确定。他很可能是汉族血统,据说属内务府正白旗,原姓王,但也有认为他是满洲正黄旗人。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被杀后,联豫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但与驻藏大臣有泰关系搞得极差。

  到了1906年,有泰被张荫棠弹劾去职,联豫继任为驻藏办事大臣,随后发生的事情在前面已经说了,这厮勾结西藏权贵们排挤掉了享有崇高威望的帮办大臣张荫棠,联豫自己兼任帮办大臣,从而成为有清历史上最后一任驻藏大臣。

  不过,尽管气走了张荫棠,但联豫并没有全盘废弃自己这位政敌推行的改革措施,有些内容甚至推行得变本加厉,比如他打算自行招募训练六千汉军,免得老受噶厦当局擎肘,这倒也不算过分,但让噶厦当局无法接受的是,与此同时联大臣竟然要裁军,而被裁撤的自然是噶厦控制的那些藏军:

  “奴才现拟裁去制兵,招练新军,其所有饷项自应统归驻藏大臣派员收管,每月发交统协各官,按名给发,粮员无事,故请裁撤。”这无疑关系到许多人的饭碗和各方力量的均衡,拉萨当局反应激烈也就可想而知。

  此时面对赵屠户要来拉萨的共同威胁,双方却达成了难得的一致。由于认为自己在西藏的新政实施得颇有成就,自我感觉良好的联豫不想让老赵来摘果子,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以西藏僧俗人等的名义,可怜巴巴地请朝廷重新考虑这个人事安排:

  “僧俗百姓等由是想来,恐有巴塘、里塘、腊翁寺、察洼、左贡之祸。我们达赖未在藏中,赵大臣不久又要带兵前来。以此看来,我们佛教从此定要败了。僧俗百姓等不得安然,我们当事等所闻此言,只得逃往外国。”

  鉴于这位联大人在团队合作方面的名声实在太差,与上级、同僚、下级以至合作伙伴几乎都吵了个遍,在川边意气风发的赵尔丰并不想到拉萨趟这个混水,于是借坡下驴,宣布川边事情太忙就不去拉萨上班了。

  虽然得到了承诺,但西藏高层并不放心,万一老赵非要过来咋办?噶厦政府决定文武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于是开始沿金沙江沿岸部署藏军,据说拉萨方面还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要求:西藏和相邻省份最好恢复当年吐蕃和唐朝的边界划分。

  这个玩笑可开大了,要知道当年吐蕃最强盛的时候,连整个河西走廊都在其囊中,绝非现在以金沙江做为川藏天然边界这么简单。赵尔丰自然大怒,立刻决定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狠狠教训一下对方。

  但此时川边的改土归流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本来就人数不多的边军兵力更加捉襟见肘,赵尔丰不得不另想办法,他于是先回成都从驻防八旗兵中选练了三个营,同时又专门挑选了卫队二百人作为护卫亲兵,在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九月率新练成的边军由成都西进,并于次年初渡过金沙江向西藏东部猛攻,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拿下了西藏的东大门昌都。

  但此时川藏之间进行的还只是局部战争,双方都不想将冲突规模过于扩大,赵尔丰更多地是想惩罚一下不自量力的藏军,还没有直捣西藏腹地的打算。

  很快,事情就变得有些不同。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11月15日,统治中国几达半个世纪的太后老佛爷终于挂掉了,而在此前一天,生不如死辗转病榻多年的光绪皇帝也龙驭宾天。

  尽管慈禧这个老太婆曾给帝国带来过无数屈辱,可她毕竟是大清朝几十年的主心骨,如今这根脊柱突然消失了,年轻的摄政王载沣茫然不知所措,也正因为如此,赵氏兄弟这样的封疆大吏的地位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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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以上内容部分来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八章《八、察木多往事》第一节《陈渠珍与赵尔丰》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1:46:43 | 显示全部楼层
《4、川军入藏》(2)

  机会不久就来了,因为不消停的联豫大臣又和达赖喇嘛闹起来了。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11月初,在路上磨蹭了一年多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回到拉萨,但他与驻藏大臣的第一次见面就相当不愉快,联豫在给朝廷的奏章中恨恨写道:“奴才等循例出迎。该已革达赖气象矜张,言词傲慢。”他仍将已被朝廷恢复封号的达赖蔑称为“已革达赖”,显然对其极为不满。

  此后,双方更是睚眦不断,联豫抱怨道:“即其循例公事,亦务与奴才反对”,对此,联大臣认为是达赖故意藐视朝廷对西藏的主权,“以显其夺我主权之伎俩”。

  两人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强龙难压地头蛇,达赖喇嘛一发狠,甚至断绝了驻藏大臣衙门的后勤供应,显然是想让联大臣饿得受不了自己滚蛋。而此时联豫提议训练的六千汉军还只停留在纸面上,缺乏武装的驻藏大臣只能向朝廷请求派兵增援,由于不想让赵尔丰过来,他希望能派川军而不是边军进藏。

  就这样,清廷终于决定正式出兵西藏。

  达赖喇嘛也知道事情闹大了,但他当然不好意思向联豫服软,于是拐弯抹角地找到联豫的副手也就是新任驻藏帮办大臣(一说为级别稍低的参赞大臣)温宗尧,希望温能从中调解一下。但联豫已经对达赖深恶痛绝,断然拒绝了温宗尧的和稀泥:“达赖貌似和平,而阴用数人,相为抵抗。盖其意,成则可以自立,败则委过他人。”

  按照联豫的说法,如果朝廷再不采取措施,恐怕今后西藏就不再属于中国了:

  “我欲和平而彼思决裂,我愈退让而彼愈鸱张,桀骜不驯,欲脱羁勒,殊不知其士农工商之程度,皆不足以语此。三百年来,若非我国家极力保持其黄教,恐已渐即澌灭,其疆土亦不能至今保存也。丧心昧良,至此已极!”

  在这种背景下,咸丰皇帝的外甥、年仅二十二岁的钟颖被朝廷任命为川军统领,带领四川新军开赴昌都。钟颖当时是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的协统——“协”是清朝新军编制,大致相当于旅,其主官就是相当于旅长的“协统”。

  所谓“新军”,是与以往的与湘军、淮军、练军这些“旧军”也就是旧式部队相对应的按西方标准装备训练的部队——庚子国变后,清廷痛定思痛,认为原来的旧军已经烂到了根里没法再指望了,于是在新政上谕中命各省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练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

  各省新军于是建立,而那些旧军则大多被改编为绥靖地方的巡防营、巡警营等,从而逐渐消亡。清廷建立新军的初衷,无疑是致力于军队国家化,消除以往像湘淮军那样具有主帅私兵性质的武装,但让朝廷没想到的是,最后却养出了北洋军这只终结自己统治的巨兽。

  钟颖指挥的这一协进藏的川军是一支相当古怪的部队。尽管为旅级编制,它却只有临时招募的1700多名官兵(从历史记载来看,其他混成协的兵力则多为4000~5000人),如果按人数也就勉强够拼凑一个“标”(相当于团)。在具体编制方面,它包括步兵三个营,骑兵一个营,工程兵、炮兵、军乐各一个队,装备也相当精良,包括法国造的过山炮16门、机关枪24挺,并配有长途电话、渡江铁驳等先进设施,与之相比,赵尔丰的边军似乎土得掉渣。

  尽管队伍严重缺编,但其人员成分却一点儿也不简单,甚至可谓花样繁多——这些人里既有学生军官、老兵油子,也有帮会分子、地痞流氓,更有陈渠珍这样暗藏的革命党,可谓鱼龙混杂。这支钟颖临时凑起来的部队虽然装备很好后勤充足,但战斗力却一直让人怀疑,进藏后更是惹出了不少麻烦,其行为甚至影响了整个西藏现代史,从而成为晚清军界一朵令人哭笑不得的奇葩。

  就这样,时任四川新军一标三营督队官(相当于副营长)的青年军官陈渠珍随部队到达了昌都。小陈有个相当拉风的字,甚至让当年的曹丞相也艳羡不已——“生子当如孙仲谋”的“仲谋”。他1882年生于湘西镇竿城(今凤凰县),这厮从小便心高气傲自命不凡,据说连“渠珍”都是他自己改的名字,意为“珍宝空遗沟渠”。

  陈渠珍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并加入同盟会,在任湖南新军队官期间,因从事反清活动被人怀疑,随即弃职跑到武昌拜谒时任湖广总督的赵尔巽,赵老二遂推荐他到正在川边开疆拓土用人之际的三弟尔丰那里。

  但熬到快退休才出人头地的赵尔丰是个老派人物,一向瞧不起军校出身的学生官,边军的将领也多起自行伍之中,从上到下都是刀头舔血砍人头换来的顶子。由于小陈是军校生且来历可疑,老赵并不想重用他,但碍于老哥的面子仍将其安排到四川新军任职,小陈于是再次穿上了军装,不久后随协统钟颖带兵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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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以上内容部分来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八章《察木多往事》第一节《陈渠珍与赵尔丰》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1:48:46 | 显示全部楼层
《4、川军入藏》(3)

  1909年,当青年军官陈渠珍到达昌都的时候,经过数十天的高强度行军,全军都已经疲惫不堪。总指挥钟颖准备挑选几名军官去前面侦察敌情,结果好几天也没人敢报名。

  因为赵尔丰曾说过这支部队都是学生兵,根本不懂得打仗,陈渠珍深以为耻,于是主动请缨,只带了一名翻译前往侦察。按照后来陈的的说法,他的长官林管带(清末新军官名,为一营主官)也在旁边怂恿自己,并为他到军粮府申请了马牌。

  谁知道,陈这一去,竟差点儿把命撂在那边。

  此时西藏方面,噶厦政府的噶伦(旧西藏地方政府首脑,通常有四名)登珠奉十三世达赖喇嘛密令,已征调了约万名民兵驻守昌都,抗拒川军进藏,双方在现代小有名气的温泉疗养地纳贡塘(当年叫做腊左塘)一带对峙。当然,藏军的目的仅在于阻挡川军,并不敢公然与清廷对抗。

  陈渠珍和翻译历尽艰难,翻越了高达十余里的纳贡山,山上狂风怒吼,寒冷刺骨,他们几次滑倒受伤。晚上住宿的时候,他们突然遇到藏兵袭击,一翻搏斗之后,陈和翻译寡不敌众,都被藏军活捉随即受到一顿暴揍。陈知道藏族人敬畏赵尔丰如同天人,就死咬着说他们是奉赵的命令来此办事,并要求见他们的首领登珠。

  一翻拷打之后,藏军半信半疑,但还是让陈见到了登珠堪布——登珠既是噶厦政府的噶伦,同时也是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的堪布,即僧院首脑。登珠对他相当客气,一再解释双方交战纯属误会,并说我不过是个僧官,因为上头督责严厉,才不得已统兵出藏。现在驻扎着不进军,就是因为等待赵大臣过来,怎么敢擅自异动呢!

  为表诚意,丹珠又给赵尔丰写了正式公文,请陈马上回昌都复命,答应以三日为期限撤退藏兵。陈临走的时候,藏军给他施符咒药饵疗伤,还选出好马以及藏佛、藏香、捻珠、奶饼等赠予他,并派四个藏兵送他到腊左塘,分手时丹珠堪布一直送他到山下才回来。

  陈渠珍后来回忆说:

  “自从我被俘虏后,相传我已经被杀身死,碎尸后投到山林中。我刚回来的时候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时时感觉坐垫后面有东西在蠕动,开始还没觉得奇怪,等到聊完天要回住处,才看到坐垫后塞满了衣物,也没有认为奇怪。

  “第二天,随从李元超悄悄告诉我说:‘自从您的凶耗传过来,大家都认为您死定了,您的行李于是被某某等破箱瓜分,差不多分光了。等到您回来,他们都感到不安,就偷偷地把东西都放到您坐垫后面,您应该惩罚这些人才合适。’我也只能付之一笑。”

  当时赵尔丰己平定了乡城和德格,威名远震,藏军非常害怕他,这次陈渠珍冒险深入被对方抓住,但竟然能够奇迹般生还,实在是因为他身后的那位“赵屠夫”让人不敢逼视吧。另外,从中也能看出,落单的官兵如果被藏军抓住,其结局将是相当悲惨的,被碎尸万段是普遍的待遇。

  根据民国时期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后来的考证,与清军对峙的这些藏兵并非本地人,而是西藏地方政府从藏中专门调来的,他们对同族同种的当地人尚且极其残暴,导致当地人都藏匿起来不敢开门,他们如何对待俘虏也就可想而知,陈渠珍不能说藏语而且态度傲慢,因此几次濒临生死关头,幸亏领头的官员登珠堪布比较文明且有见识,虽然奉命入藏川军但却没有胆量公开背叛清廷,陈渠珍才能得以生还。

  驻扎察木多的赵尔丰收到钟颖的求援信后,立刻派统领凤山率边军三营前往增援,藏军首领丹珠畏于赵屠户威名,马上率兵撤退,凤山将四川新军一直护送至边坝(今昌都地区西部的边坝县)才返回。

  以一协之众且装备精良的四川新军,竟然要仰靠赵尔丰看上去土里土气的边军护送才能走路,这无疑使边军感到非常骄傲,据记载当时边军中甚至还流传着一个顺口溜:

  “自从吃粮到而今,没有见过兵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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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以上内容部分来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八章《察木多往事》第一节《陈渠珍与赵尔丰》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1:50:30 | 显示全部楼层
《4、川军入藏》(4)

  不久在昌都,逃脱回来的陈渠珍终于又亲眼见到了自己的统帅——赵尔丰率领边军由更庆来到了昌都。前面说过,陈以前在成都时曾见过赵,但一别经年,赵早已白发苍苍。

  陈渠珍回忆说:

  赵尔丰知藏兵已抵恩达,乃亲率边军五营由更庆至昌都。我军齐集四川桥东岸迎近。边军虽为旧式军队,然随尔丰转战入边极久,勇敢善战,其军官兵体力甚强,日行百二十里以为常。

  是日,予随队出迎,候甚久,始见大队由对河高山疾驰而下。有指最后一乘马者,衣得胜褂,系紫战裙即是赵尔丰。既过桥,全军敬礼,尔丰飞驰而过,略不瞻顾。

  谛视之,状貌与曩在成都时迥殊。盖尔丰署川督时,须发间白,视之仅五十许人也,今则霜雪盈头,须发皆白矣。官兵守候久,朔风凛冽,犹战憟不可支,尔丰年已七旬,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见,略无缩瑟之状。潞国精神,恐无此矍铄也。

  ——陈渠珍《艽野尘梦》

  小陈很快就切身体会到了老赵的厉害。第二天,赵尔丰的随身亲兵拿着大帅的令箭传陈渠珍进赵的大帐,赵尔丰愤怒地斥责陈贪功冒险、损威辱师的罪过,要将陈军法处置。陈的长官钟颖等赶紧进帐劝解,尽力婉言求情,但赵尔丰的怒火仍然无法平息。

  按照陈渠珍后来的记载,到了这种地步,眼看自己性命难保,他也豁出去了,于是慷慨陈言说:

  “我知道自己有罪。但是我奉命前往,虽然人被抓了,对方仍能能以礼相送回来,而且我已经宣示了朝廷的恩德和威名,藏兵也望风撤退。功劳罪过我自己不敢说,只能请大帅详细调查。”

  旁边钟颖又极力替陈解释辩白,赵尔丰杀人的决心才没那么坚定了,于是他详细询问了事件始末,又问陈渠珍,他的直接长官林管带是否真的知道陈去那里的事情。

  陈自然说有这事儿,并说军粮府还有管带签署的咨文可以当作凭据,赵尔丰一一核实,又找来咨文验证完毕。按照陈后来的说法,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了自己无辜。

  于是赵反过来责问林管带,林回答不上来,赵尔丰大怒,当场剥夺了他的官服和指挥刀,随即在书案上亲自写下手谕,命令立即撤掉林,管带一职由陈渠珍代替,陈也不敢再说什么,叩谢后赶紧离开了大帐。

  当然,以上内容是陈渠珍后来写在其回忆录《艽野尘梦》中的说法,也就是说都是他的一面之词,而由于年代久远证据缺乏,许多内容现在已经无法证实,比如那位姓林的管带真的是如此不堪吗?

  人们查找史料后发现,林管带其实名叫林修梅,他少年时就相当有胆识,“闻邻舍耕牛被盗,乃怀刃追盗,终得牛还之”,他的堂弟便是著名的林伯渠。林修梅与陈渠珍不仅是湖南老乡,也都是革命党,而且还是湖南陆军武备学堂的同学,但林的学历无疑更高,因为他还去日本著名的“陆士”学习过——1908年12月,林修梅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被派往四川新军任职,差不多同时陈渠珍也加入了川军。

  此次事件后,被撤职的林修梅退出了川军,辗转经印度、缅甸,渡南海回到内地,积极参加武装反清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林迅速起兵响应,并在湖南都督府担任重要职务,史载“政府初创,当时的军事计划及军制,多出其手”。此后林跟随孙中山,一直做到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陆军上将,他是民国元勋之一,官位比当年的对头、后来的湘西小军阀陈渠珍要高得多。

  我们还接着说陈渠珍的事儿吧。第二天,陈很早就来到赵的行辕,按惯例就被委任为管带一事向赵表示感谢,并呈递了藏军首领丹珠堪布的文书。等了很久,赵尔丰才出来见他,并且告诫他说:“你冒险深入敌人腹地,胆子很大啊,因此才对你委以要职。今后你应该更加努力,否则我还要杀你!”关于当时的情景,陈后来回忆道,赵尔丰说罢目光炯炯,使人望而生畏。

  事实证明,陈渠珍这一次真的很悬,老赵并非在玩弄胡萝卜加大棒又打又拉的手段——后来任乃强先生找到了赵尔丰当时拍发给其兄长四川总督赵尔巽的电报,电文为:“顷接察禀,藏番将陈渠珍放回,可耻可恨!请速电饬正法。川军弟不便擅专。钟守毫无营规,非此不足以肃军纪也!” 大概因为陈当初是兄长推荐来的,赵才想要解释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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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以上内容部分来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八章《察木多往事》第一节《陈渠珍与赵尔丰》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1:52:33 | 显示全部楼层
《4、川军入藏》(5)

  尽管陈渠珍在回忆录里可能羞于谈及,但根据史料记载,钟颖率领的这支四川新军其实军纪相当败坏,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史载川军:

  “一经开拔,障碍横生,尤以夫役逃亡一事,最为骚扰。军行所至,四出拉夫,人民逃避一空。行李沿途遗弃,虽出重资,不能雇得一夫”。

  对此赵尔丰亦有耳闻,这次他就是想借陈渠珍的人头立威,好让川军整顿纪律。但赵无疑又是一个公正的人,并没有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恼羞成怒将错就错——要知道在战争期间,一名威高权重的封疆大吏想要一名小小军官的脑袋,简直是举手之劳。

  钟颖率领的四川新军在昌都与边军会师后,乘胜继续向西推进,路上基本再没有遇到大的抵抗,一直到达拉萨郊区。达赖喇嘛闻讯,不得不再次收拾行李逃走,这一次他已经对清朝彻底失望,因此出奔的目标是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据说达赖在逃亡途中遭遇了许多惊险,在清军的追赶下几次差点儿丧命,这里暂且不表。

  联豫终于翻身做了西藏的主人,关于那位与自己势不两立的“已革达赖”,联大臣不无得意地写道:

  “不意该已革达赖内怀愧俱,闻大兵将至,即于次日夜间下山潜逃。闻其本意欲赴后藏,旋因有人嗾使,中途变计,径往印度。”

  在联豫的推动下,清廷再次宣布革除达赖喇嘛名号,贬为平民:

  “著即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

  面对着西藏高层仇视的目光,志得意满的联豫迫切需要立威,而最快捷的方式无疑是短期内建立赫赫军功,可突破口选在哪里呢?

  西藏中心的拉萨和山南无仗可打;东部康区的仗基本上已经被赵屠户打完了;西部的后藏是班禅的地盘,这位佛爷一向对朝廷恭顺有加,况且达赖出逃后还要靠他维持局面,联豫也不好意思找人家麻烦;西北方是广袤的阿里和羌塘无人区,那里的藏羚羊根本不理会朝廷的权威。

  于是,藏东南一直桀骜不逊的波密便进入了联大臣的视野,就是它了!

  波密在西藏历史上地位极其特殊,这里历来不受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而是由噶朗王族统治。“噶朗”意为“白色天空”,因此波密土王也就被称为“白色天空之王”,据说他们是古代吐蕃王室的后裔,第一代噶朗王甚至还是吐蕃赞普的哥哥。

  这个王族长期以来在波密享有自治特权,即使在吐蕃帝国最强大的时候,赞普仍旧承认自己这个远房亲戚的独特身份,并多次以盟誓的方式拉拢噶朗土王,记录誓词的摩崖石刻一直保存至今。自古以来,西藏地方政府对这个古老的割据政权一直无可奈何,刚刚上位的联豫无疑很想通过平定波密向众人证明自己的实力。

  四川新军于是奉命向波密开进,随即便与噶朗王地方武装发生激烈冲突,陈渠珍也参加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开始阶段清军伤亡惨重,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永远不安分的联大臣又与钟协统闹了起来,两人互相瞧不起进而互相指责,最后还是官大压死人,联豫以指挥不力的名义下令将钟颖撤职,由此前被革职闲居的边军宿将罗长琦代替。

  这位罗将军很有意思,从前都传闻他是湘军元老罗泽南的侄孙(但后来人们考证并非如此),本为舞文弄墨的翰林出身,后来却跑到赵尔丰麾下效命,开始时颇得赵器重,直至升到边军最高级军官即五营统领。

  但渐渐地,原本合作无间的赵、罗之间开始显现出冲突(其原因相当复杂,应与两人性格和做事方式有关),老赵便想撤换这个不听话的下属,最后机会终于来了:罗喜欢书法,尤其擅长草书,但他却没想到因为这个爱好而丢了官。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罗部下的边军后营团团包围了窝藏溃逃藏军的冷诸喇嘛寺(在今西藏左贡县),后营管带(相当于营长)程凤翔随即快马请示罗如何处置。罗于是亲书手谕,眉飞色舞之下大草特草。

  接令后,程凤翔管带却抓耳挠腮,与众人研究半天,最后断定罗大人写的是“生猎火烧”四字,于是下令坚决执行,选月黑风高之夜放起大火,把寺里的喇嘛和躲藏的藏军统统做了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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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内容,主要来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九章《神鬼之域》第二节《波密之战》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1:54:33 | 显示全部楼层
《4、川军入藏》(6)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达赖喇嘛向朝廷控诉罗“一夜烧杀喇嘛千余人”,朝廷震惊之余下令调查,结果发现罗写的四字原来并非“生猎火烧”,而竟然是“生获尤妙”!

  就这样,罗大人被赵大帅借机哭笑不得地撤了职。后来,边军中甚至专门传下命令,要求今后公文信函一律只能用楷书,严禁草书,让官兵们偷笑不已。

  尽管事迹雷人,不过这位罗大人打起仗来却是不是孬种,他一来就雷厉风行整束纪律,让被钟颖惯得一向军纪败坏的四川新军叫苦不迭,陈渠珍也被整治得死去活来。尽管加强了纪律,但由于自身战斗力毕竟有限,川军的攻势进展仍然相当缓慢。

  这时候,赵尔丰派来的援兵终于到达了波密,来的当然是那支以善战闻名的边军,让本已情绪低落的川军士气大振。经过一番周密准备,清军各部队对波密土王的总攻开始了,1910年6月,边军率先攻克波密,与川军在易贡又一次会师。

  一败涂地之后,噶朗土王白马才旺只好决定向白马岗(即现在的墨脱)方向逃亡,据说高贵的土王英雄有情,临走前还特意去看望了自己从前的情人,两人当年所生的女儿早已长大嫁人,白马才旺与她们依依惜别,随后便踏上了通往墨脱的不归之路——就在雅鲁藏布江边,白马才旺被佯装迎接的墨脱头人砍下了脑袋……

  关于边军参加波密战役的具体过程,当年川边的老人回忆说,联豫派四川新军协统钟颖率军前往波密镇摄,但由于新军无能,竟至失利被围,无法撤退。联豫没有办法,只好求救于赵尔丰。赵一面派遣凤山率兵两营由大道进援波密,一面令调驻盐井的后营管带陈梧岗率所部由盐井出发,沿云南往西藏的道路兼程前进。

  陈梧岗营在接近波密的阿公海子地方与波密武装按触,战事异常激烈,陈营伤亡达三分之一。赵尔丰是一个自称对整军经武有经验的人,平素对于部队训练很重视。陈梧岗原为赵的私人厨子,因战功由伙夫而升至管带,算是一个能征惯战的猛将,因而虽然受到重大伤亡,终将隘口攻下,直抵波密与北路援军凤全部会师。

  凤山所率彭日升、顾占文两个营的兵力,由察木多出发,过硕般多(硕督)后分道前进,沿途仅有小接触,没有遇到重大的抵抗,顺利到达了倾多寺。倾多寺是波密的大寺之一,当地气候温和,农产丰富,野生果木遍地皆是,川边援兵在行军沿途饱食桃子,很多人竞快乐得忘记了是在打仗。

  清军胜利后,罗长琦照例在波密开展了改土归流活动,他按照赵尔丰在川边创立的范例,把波密划分为三个县,各县任命了相当于知县的理事官,归拉萨驻藏大臣钦差行辕直接管辖,同时裁撤土千户和土百户等当地土司,并在白马岗也就是现在的墨脱设立了哨所。

  罗长琦任命的地方官员也与他一样很有特色,比如他曾委任仅粗通文墨的部将方仲孺当易贡理事官也就是县令,方大人一上任就开始显摆,写信遍告亲戚朋友,信里竟有“弟以武夫而干文事,不啻汗牛充栋”的话,遂在全藏传为笑柄。

  对于波密之战,曾任边军军官的民国川军将领刘赞廷后来写道:

  “(波密)怂匪出劫,扰攘大道,遴员抚绥,拒绝不就,遂经驻藏大臣联豫派兵往剿,行至冬九误入地理受挫,藏中惊恐,飞章碟奏,求边军赴援。时赵尔丰受理川督,以凤山督办波密,军行所至,犁庭扫穴,获白马策翁,磔于军前,遂将所辖之地改为波密、冬九二县,复置白马岗设治局以终其事。”

  到此,桀骜不逊的藏东南终于归于王化,整个西藏彻底掌握在清王朝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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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以上内容,主要来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九章《神鬼之域》第二节《波密之战》

  根据研究赵尔丰的专家王树先生考证,所谓的“陈梧岗”,其实就是边军名将程凤翔,陈、程因音近而讹传,刘赞廷记载道:

  “程凤翔字梧岗,山东聊城人,以武童投军,随赵使征乡城,定盐井,收服西南数千里。”

  因此,上文中所谓陈梧岗出身厨师只是说法之一,资料来源于川边当事人的回忆,这位老人在上世纪80年代提供资料时已经非常老迈,记忆有误差是很可能的,老人自己也说:

  “我于1908年到川边工作,直到1950年西康解放,经过四十余年,对于赵尔丰经边的一些情况,耳闻口见的颇不少。现将能够回忆的记述出来,以供文史研究工作的参考。惟限于当时我所供职的范围较小,所知道的很不全面,加以行年八十,事隔五十年,即便当时亲身经历的事实,现在想起来已很不具体,所以这里能写出的就只能是些片断材料了。”

  而按照刘赞廷的记载,程是“以武童投军”,参军后未必真的当过炊事兵,但不管怎么说,程确实是从普通一兵干上来的,单凭这点就很让人佩服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0 11:56:52 | 显示全部楼层
【川边文治】(1)

  尽管科举成绩不佳最后只能以捐官出仕,但赵尔丰在骨子里却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他笃信孔孟之道,推崇忠孝仁义,并终生身体力行。

  赵大臣一直有个执着的理念,决心要用汉族的儒家传统来彻底改变少数民族风俗,他在川边每到一个地方,一定召集当地人进行演说,劝他们不要当喇嘛,不要几个男人合娶一个老婆,举例则总是以儒家礼教为准则。

  赵尔丰的愿望当然没有实现,即使21世纪的当代,在一些边远的藏族地区,兄弟共娶一妻的现象仍然存在。其实与各民族包括汉族当时常见的一夫多妻制不同,藏族人的这种婚俗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以占有更多的异性为目的,而是有其存在的特殊性:

  其一是可以控制人口,避免人口过度膨胀导致经济压力太大;其二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减少家庭纠纷,由于很难说清楚一妻多夫家庭的孩子究竟是哪一个父亲生的,父亲们通常不会对孩子厚此薄彼,同时也就避免了分家。因此,不仅藏族的贫苦人家这么做,即使是拉萨的各大贵族,兄弟同妻也是普遍的习俗,这也许是藏族对生存环境适应的一种结果。

  除了排斥一妻多夫外,赵尔丰所坚持的另一项举动就是劝阻藏族人当喇嘛,为此他甚至专门组织人编写了一首《辟俗歌》,歌中唱道:

  “红黄两教纷如麻,明明弱种第一法,不爱国家,不养爹妈,口中喃喃说些啥?身披氇氇为的啥?从今悟了莫理他,再不学喇嘛!”

  在为川边儿童启蒙识字专门编写的三字经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信喇嘛,迷宗教,僧日多,种难保,能返俗,长子孙,求实用,庇本根。”

  为此,赵尔丰极力限制甚至禁止喇嘛庙对百姓的影响,改藏族的喇嘛信仰为汉族的儒家礼仪。他一方面通过编写辟俗歌让学堂学生及百姓传唱,希望达到变俗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劝令喇嘛寺庙将年幼僧人送入学堂学习汉文、汉语或令僧人入学堂者一律还俗的途径强求儒化,直接排斥藏传佛教。

  为了彻底消除喇嘛的来源,赵尔丰甚至在巴塘开办了僧人学堂,饬令青年童僧一律留发受训,半日读书,半日教以制坯烧陶,使各有专业,自谋生计。

  对此,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对或错加以评价,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固然好,但己所欲,亦勿施于人,就没多少人能做到了——尽管按照现代观点来看,指责赵尔丰对藏族人乃至藏文明的轻视、蔑视乃至敌视,确实是相当容易的,而且确实也不乏证据,但这种个人好恶难道真就是导致问题的全部根源吗?

  后世学者认为,赵尔丰强烈排斥藏传佛教的背后除了确实存在民族与文化冲突外,其实还包含着发展社会经济、加强国防建设的思路。在赵尔丰那里,藏传佛教最重要的问题,并非是风俗仪式与汉地儒家不同,而是导致“弱种”的民族危机。

  说白了,赵尔丰认为是喇嘛人口的无限制扩张不仅削弱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基础,同时也削弱了世俗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从当时的现实情况看,清末巩固边防对劳动力和战斗力的强烈需求,与政教合一制度确实水火难容:每多了一个喇嘛,就少了一个劳力或士兵。

  其实,这样的文明冲突不仅仅存在于宗教领域之中。做为一名读书人出身的大员,老赵相当重视教育,为了推动少数民族儿童的基础教育,他不仅大量兴办学堂,甚至以法令的形式在川边强制执行义务教育:

  “夷民子弟无论贫富,六七岁即须送入学堂。有不入者,罪其父母,并罚银五两至五十两,按其家资科罪。既入学堂,除犯规革除不计外,其余必须卒业,得有凭照,方准离学,不得任意中辍,致堕学业。”

  一直到二十年后的1929年,关于赵尔丰在川边大兴教育的往事,身为中华民国政府特使访问西藏的刘曼卿女士在其游记《康藏轺征》中还曾收录了不少当地人的回忆,从这些材料来看,老赵不仅大力兴建基础设施,而且相当注重男女在教育方面的平等权利:

  “赵氏既威服全康,首即注意教育,设西康学务局于巴塘,聘四川教育界硕彦吴蜀尤先生主其事,就近设普通男女学校及喇嘛职业学校若干所,复在里塘、乡城、盐井、江卡、武成、义敦各地设立官话学校及小学、巴塘男校分高初两等、甲乙丙丁四班,女校同。”

  (说明:以上内容均来自正规史料,但由于时代等原因,资料的立场可能有一定局限性,请读者自行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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