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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之川藏屠夫:赵尔丰开边二三事(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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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9 14:41: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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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京华烟云AMIP(天涯社区)

前言:所谓“川边”

  无论按照历史还是按照民族,在传统上,拥有“泸定桥”的那个泸定一直是四川汉藏两区的分界。

  顾名思义,“泸定”这个名字无疑是取“泸水安定”或类似之意,况且它还是出自康熙皇帝的御赐——在皇帝的印象中,泸定桥下那条奔腾的大渡河在古代应该叫做“泸水”,为此皇帝于康熙45年(公元1706年)特地赐名“泸定”,希望以此地名护佑大渡河以西广大藏区的安定,并命人在泸定桥头的石碑上刻下了自己的御笔亲书。

  可是博学的皇帝这次却记错了,大渡河古时候的称呼其实并非他所认为的“泸水”,而是后来出生于大渡河终点四川乐山的郭沫若名字中包含的那条“沫”水,真正的“泸水”是指金沙江在四川宜宾以上川滇交界处的那一段(另一说指怒江)。但在那个金口玉言的时代,皇帝当然是永远不会错的,于是“泸定”这个奇怪的名字便一直延续了下来。

  历史上的泸定似乎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央政权的控制,比如由此向西的所有河流几乎都有藏语名字,但大渡河却是例外,学者们认为,大渡河之所以从来没有藏名,是因为藏族地方势力从来没有真正占据过这里。

  大渡河以西,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川边”,那里是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人居住的区域,与大渡河以东朝廷任命的有任期的流动官员相对应,统治川边的是大大小小世袭的土官。

  这里有春科、高日、林葱、纳夺、孔萨、麻书、白利、东科、朱倭、单东、余科、绰斯甲、咱里、冷边、沈边、崇喜、毛垭、曲登等上百家土司。其中最突出的是号称“川边四大土司”的德格宣慰司、明正宣慰司、理塘宣抚司以及巴塘宣抚司,他们管辖着有着安抚司、长官司、土千户等头衔的其他三十多个土司,以及八十多个土百户。

  我国自古以来人必分三六九等,因而这些土官也是分等级的,他们中最高级的是宣慰司,正三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部级;其次是宣抚司,正四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司局或地区级;再次是从四品安抚司,以下还有长官司、千户、百户等,不一而足。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些边远地方的土司势力只要不谋反,朝廷一般是不干涉其内部事务的,因此在历代王朝的所谓“羁縻”政策下,土司们也就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从古至今,人们进入藏区以后,便随处可以见到身披暗红色袈裟袒露右臂的喇嘛们。现在许多人已经知道了,其实并非所有的藏传佛教僧侣都可以称为“喇嘛”,这个词藏语意为“上师”,原来仅是对有资格指导信徒修行的高级僧侣的尊称,而藏传佛教的普通僧人一般只能称为“阿卡”。但后来随着汉藏混居,没那么多讲究的人们叫得也就随便一些,僧人是否“喇嘛”区分得便没那么严格了。

  当年,川边的另一个庞大的势力便是寺院集团,它们不仅占据了许多庄园和牧场,还吸收了大量人口,而这些人出家后就基本上不事生产了。藏区的寺院以藏传佛教为主,藏传佛教即藏语系佛教,在汉文典籍中曾被称为“喇嘛教”,其中又分为格鲁派(俗称黄教)、萨迦派(俗称花教)、噶举派(俗称白教)以及宁玛派(俗称红教),一些大派别下面还有小派别。此外,藏区中还有虽然并非佛教但形式上已与藏传佛教十分接近的苯教(即俗称的黑教)。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藏区民主改革时,根据当地政府组织的社会调查的结果,甘孜州共有寺庙575座,当时有僧人、觉姆(藏传佛教中出家的尼姑)八万人,约占当时全州人口的14.7%。

  通过上面的数据,想必数学好的读者们已经反向推算出来了,也就是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甘孜州的全部人口也不过五六十万,那它的面积有多大呢,超过十五万平方公里,当真是地广人稀。因此,即使把这一大块土地单拎出来专门成立一个省的话,其面积在全国各省份中也居于中游,大致和江西、河南、山东、山西以及辽宁这几个省中的一个相仿佛。

  您还别说,在历史上,“川边”还真曾经是一个单独的省份。对民国时期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们想必记得,民国的疆域内曾有一个西康省,设于1939年,1950年解放后更名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后于1955年废止,它就是在清朝“川边”的基础上成立的。西康省所辖地主要为今天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等,其藏族区域基本相当于藏族传统地理划分中除云南迪庆和青海玉树之外的康区。

  累计它所管辖的行政区划,西康省的面积大约是现在甘孜州的三倍也就是超过了45万平方公里,看上去无疑相当吓人,即使放在今天也能轻松地在全国排名前六。然而,这只是一个理论面积,由于各种地方势力的割据——事实上西康省的省长刘文辉将军就是其中最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民国政府所能控制的真实面积要远远小于此数。尤其是,西康省对金沙江以北的藏族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其实毫无控制力,那里实际上由西藏达赖喇嘛任命的昌都总管统治。

  如果由民国西康省再往前追溯,清末的“川边”则更为辽阔,人们普遍认为,后来西康省之所以能够成立,应主要归功于清末光绪和宣统年间打下的基础。那时候的“川边”,其实是“川滇边务大臣”辖区的简称,而该大臣尽管职涉“川滇”,但其中的“滇”地却基本没他什么事,他主要管的还是“川”地。

  即使这样,“川边”的地盘也已经大得足以让人头晕目眩了,其范围东起汉藏分界的大渡河,向西竟然一直到达离西藏首府拉萨不到三百公里的太昭(现在的工布江达县),也就是说一直延伸到了达赖喇嘛的眼皮底下,不仅包括后来西康省辖区,而且几乎整个西藏东南部都在川滇边务大臣的掌控之内。

  当然了,光面积大并不算什么,但神奇的是这片广大的土地竟然几乎没有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无论是土司还是寺院,基本上都服服贴贴。但是,与其说这些地方首领心甘情愿地服从中央,还不如说是巨大的恐惧让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

  而这一切,主要源自一个人的到来,一个在历史上有着“屠户”恶名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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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部分内容,主要出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一章《遥远的畏途》第五节《大渡桥横》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4:43:42 | 显示全部楼层
《1、康定来了“赵屠户”》(1)

  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赵尔丰的“屠户”恶名,其实早在那场让他声名狼籍的“保路运动”之前很久就有了。

  同样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赵屠户”这个可怕的绰号,甚至原本与畏惧他的藏族人也毫无关系。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3年),年近六旬的地市级干部赵尔丰正混迹于一大批与他差不多年纪等待退休的官员中,心中想必相当郁闷。

  这个表字季和的老人,出生于其后世本家赵本山口中那个“比较大的城市”——辽宁铁岭(时称‘辽阳’)。尽管来自大清故都的龙兴之地,但大家从姓名可以看出,他应该既不是满人也不是其他少数民族,似乎更像清末那些迫于生活逃荒来东北的汉人。但这样想其实又错了,赵家并非闯关东的普通汉人,而是属于一个介于满汉之间的特殊群体,即所谓的“汉军旗人”。

  这个名称是清朝特有的古怪制度的产物——清朝初期为了解决满族兵源不足的问题,便将投降过来的汉人仿照八旗制度编为各汉军旗,其属下及后代就被称为“汉军旗人”,可以与满人通婚,大致相当于享受满人待遇的汉人,清朝许多名臣如年羹尧等就是这样的汉军旗人。

  赵家属汉军八旗中的正蓝旗,其祖籍为山东莱州(今蓬莱)。赵尔丰兄弟四人,他的父亲作过山东泰安知府,他的两个哥哥尔震、尔巽以及弟弟尔萃都早早中了进士,惟独老三尔丰考试成绩实在太差,屡试不第后只好像许多旗人一样花钱捐了个前程,由管盐务的小官开始,慢慢熬了起来。

  脾气倔强的赵尔丰在滑不留手的官场里过得并不如意,一直到四十三岁,他才终于熬上了知县,先后任职于山西的静乐和永济。也就是在山西任上,他遇到了时任山西按察使即相当于副省长兼省政法委书记的锡良,其前途才渐渐明朗。从那时起,老赵决定今后就跟随这位小自己八岁的老大混了,而锡良对这位晚清官场中少有的实干官员也始终青睐有加。

  锡良字清弼,他与赵尔丰一样是并非满人的旗人,不同的是他属于蒙古八旗而非汉军八旗。此人在民间的风评相当不错,不仅勤政而且廉洁,甚至面对让朝廷卑躬屈膝的洋大人也表现得不卑不亢,也就是说,按照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传统标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官。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开始在辖区内积极推行朝廷和太后老佛爷提倡的所谓“新政”。在锡良的积极争取下,四川终于从洋人手中争得了修筑川汉铁路的自主权,但总督大人当时肯定想不到,正是这条一直没有完工的铁路,日后却让自己的老朋友赵尔丰丢了脑袋。

  锡良任四川总督后,很快调来自己一直欣赏的赵尔丰。在总督的推荐下,赵升任为永宁道道员——这是一个正四品的职位,其级别在相当于省级的巡抚和市级的知府之间,大致相当于地区专员。而在此前一年,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就已经“护理山西巡抚”(即代理山西省长),成为封疆大吏,这时的赵老二更已经是从一品的户部尚书了。因此,很难说赵尔丰升官有没有其二哥的影响因素在内,但即使有,在当时的人看来应该也不算过分,这次升职更像是对一个年近花甲、职业生涯接近终点的老人的最后安慰。

  这种临近出局的年龄和不上不下的职位,可能让当时的赵尔丰非常尴尬。对于许多同样境遇的官员来说,既然晋升的希望十分渺茫,那么完全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喝茶混事,等着几年后朝廷批准致仕。本朝规定的官员致仕年龄是七十岁,但执行起来并不十分严格,除非做到尚书或督抚以上一定级别的大官,一般官员在六十岁到七十岁之间退休都算正常。没准告老还乡时,朝廷念及多年苦劳,兴许还能赐块“大夫第”之类的匾额,回到家乡也能拉风一把。

  但这并不是赵尔丰的选择。也许是前辈姜太公八十岁才参加工作的事迹一直激励着他,不服老的赵尔丰在永宁道的职位上干得热火朝天风声水起,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赢得了“屠户”的桂冠。

  赵尔丰管辖的永宁道原名川南道,大致位于现在的四川南部泸州一带,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这里民风彪悍,常有殴斗发生,帮会势力更是相当强大。当地的主要帮会有两个,一个是小商贩、农民以及失业者等社会底层组成的“龙会”(一般认为该帮会属于更著名的哥老会的一支),另一个是士绅、团保等地方高层组成的“成会”,从人员成分来看,二者无疑针锋相对。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冬,两个帮派又一次爆发大规模械斗,“龙会”对官府处理结果不满,最终在首领彭友章、彭清成兄弟率领下宣布起事。按照赵尔丰的说法,彭氏兄弟自称“彭南王”,“分委大千岁、二千岁及大小将军等伪官,伙集匪徒数千,盘踞古蔺苗沟,抗纳国课,打死宫军,公然跳梁造反。”

  于是,赵尔丰被朝廷加授“兵备道”职衔,奉命率兵进剿,期间清军的杀戮应该相当多。对此,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后来在其主编的《清史稿》中为弟弟辩解道,赵老三尽管杀了不少人,但他其实是在为民除害,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时会匪为患,尔丰受任即亲出巡剿,凡八阅月,诛巨匪百馀人,民始安业。”

  但川南当地人的说法却完全不同。人们说,赵尔丰一到地方,就立即打开监狱清点囚犯,“连同各屯团总送来的所谓匪徒,在他‘送来不误,有名即杀’的原则下,不问是否冤曲挟嫌,即令全数屠杀示威。”不仅如此,赵道台还下令搜山,将所有的小沟岩洞,草垛林盘,搜查得天翻地覆,不论男女老幼,抓到就杀。

  当地人中参加“龙会”的当然不免,就是一般农民或失业的青壮年,以及和团保势力稍有私仇宿怨的,团保们为了报复邀功,无不逮捕,不断地一串一串由各路纷纷送往赵尔丰行辕处决,“一批一批地杀,一天一天地杀,只杀得风凄云惨,天愁地暗”。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川南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赵尔丰的可怕故事,据说他某天杀人,定案死罪的共有三十九人,他嫌数不够整,要求手下赶紧去查,最后找到一个对邻居说了几句不当言论的十五岁少年,终于凑成四十,一起砍了脑袋。此外还有“活剐许三”的故事,据说当地居民许三与其表哥、团练头头傅华封(即傅嵩炑,赵对他相当欣赏,一直刻意提拔,最后让他接替了自己的川边大臣之职)历来不和,两家积怨甚深,帮会起义发生后,傅遂乘机公报私仇,将许打成谋反要犯,最后赵尔丰竟然将许三凌迟处死。

  就这样,“赵屠户”的大名遂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川南大地。在清军的血腥镇压下,当地民变很快被平息下去,期间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恐怕现在已经很难说清。但是,即使在这些对赵屠夫一片声讨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赵的严酷似乎并不仅仅针对外人:

  据说有一天,赵尔丰看到一个卖面的老者扭着一个清兵吵闹,说他吃面不给钱,当兵的自然不认,双方争执不下。于是,赵道台下令将该士兵当场开膛破腹,当他查实死人肚中并无面条痕迹后,便立刻转过来下令将卖面人杀来抵命。

  我们无法判断这故事究竟是原创还是转贴,因为身为同样故事的主人公,赵尔丰演得,后来《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似乎也演得。我们要说的是,这种对人对己同样严厉的性情似乎贯穿了赵尔丰生命的始终,日后他率领的军队在藏区杀戮甚重,对土司和寺院的财物更是毫不客气,却极少有骚扰普通百姓的事情发生,其严酷的军纪可见一斑。

  搞定川南帮会势力的造反后,赵尔丰的目光出人意料地移向了遥远的西藏。现在的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老赵的思维为什么这么具有跳跃性,非要勉强解释的话,只能说他也许天生就是为了这个而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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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部分内容,主要引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二章《男人们的康定》第二节《“岳公爷”和“赵屠户”》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4:45:57 | 显示全部楼层

《1、康定来了“赵屠户”》(2)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二十一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开始亲政,五年之后他彻底掌握了西藏政教大权。此时的西藏正处在山雨欲来之际,喜马拉雅山另一边的英国殖民者早已蚕食光了几乎整个印度次大陆,周边尼泊尔等缓冲区域也在其控制之中。英国人正对西藏虎视耽耽步步紧逼,而大清朝廷当时内外交困,对西藏的控制力其实已相当虚弱。

  理论上,清朝皇帝委任的驻藏大臣在西藏拥有最高权威,所有重要的人事任命都要经他批准,他甚至可以否决达赖喇嘛下达的政令。但实际上,由于清朝在西藏的驻军和官吏通常都很少,驻藏大臣权威的实施主要依赖于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及其下属当地官员们的配合,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配合往往会大打折扣。

  更不幸的是,时任驻藏大臣的裕钢是个软弱的孱头,对英国人的无理要求只会唯唯诺诺推脱敷衍,年轻的达赖喇嘛对他嗤之以鼻,进而对派出这种无能之辈的朝廷也蔑视有加,最后凡事都自己做主完全不和驻藏大臣商量。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达赖喇嘛对英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反而与同样觊觎西藏的俄国眉来眼去。

  最后,就连帮助清廷办理中英交涉的英国驻亚东税务司巴尔(W.R.M.D.Parr)都看不过去了,他感叹地写道:“毫无疑问,现任驻藏大臣裕钢已决心在其继任者到来之前尽可能不承担任何责任。藏人目前令人难以忍受之态度若确非受到驻藏大臣指使,则必定是他们已不再受驻藏大臣控制之结果,而驻藏大臣似乎只关心在藏人与英人发生冲突之前安然脱身。”

  1902年底,裕钢终于得到了他期待已久的脱身机会,朝廷宣布由有泰担任驻藏大臣,以替换在拉萨惶惶不可终日的裕钢,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这是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人事安排。就在此时,山那一边的英国人已经秣马厉兵,多支部队组建停当,随时准备开始启动针对西藏的大规模入侵。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英国对西藏领土的贪婪觊觎和达赖喇嘛的桀骜不逊强烈刺激了赵尔丰,更也许是朝廷对西藏政策之糜烂实在让他忍无可忍不得不说,总之就在转过年来的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3年),年近花甲的赵尔丰毅然向朝廷上书,提出了著名的《平康三策》。

  所谓《平康三策》,是赵尔丰对处理西藏问题的三条纲领性建议,头一策是整顿川滇之际一向放任自流的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并派官治理;第二策是将康区单独建为行省并实行改土归流,即仿造内地设置州县,以有限任期的朝廷官员代替世袭土司来治理,以保障西南边陲的安定;第三策是第二策的继续和延伸,将川、康、藏联合起来成立大区,仿造当时正筹备中的东三省总督辖区,设立西三省总督统一管理,以杜绝英国人对西藏的觊觎,并消除达赖喇嘛依附外国的念想。

  奏章上报后如泥牛入海,尽管赵尔丰的老大锡良对《平康三策》相当欣赏,可是朝廷方面很明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忙于庚子善后的老佛爷并不打算采纳他的建议,况且西藏局势起码在表面上还是风平浪静,似乎没有必要去自找麻烦。

  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赵的建议相当有预见性,仅仅过了一年,西藏的混乱状况即使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其实都已经算抬举了。

  1903年12月,英国对西藏的大规模入侵终于开始。十三世达赖喇嘛积极组织各地藏军参战抵抗,随后便爆发了那场我们通过电影而熟悉的“红河谷”之战,江孜守军几乎全部壮烈战死——笔者书中有一章“血与火的江孜”,专门纪念这场惨烈的战争,在此不再赘述。尽管英勇无畏,但停留在中世纪水平的藏军根本无法与装备现代化枪炮的敌人抗衡,到了1904年8月3日,英军终于占领拉萨,达赖喇嘛被迫逃亡。

  战争开始后,驻藏大臣有泰的表现极其拙劣,他不仅百般阻挠西藏人参加抗战,而且竟然盼望着藏军失败,“言番众再大败,即有转机”。原来,他打的如意算盘是借着英国人的力量,压服不听话的达赖喇嘛,即“笃念邦交,即令前来,不过多费唇舌,而借以收回事权,亦觉有益”。在达赖喇嘛出亡后,有泰又奏称其 “贻误兵机,擅离招地”,终于导致朝廷革除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

  就在英军进入拉萨的第二天,有泰亲自到英军营内,“以牛羊米面犒其士卒,及以礼物酬应办事诸员”,并表示愿意“协同工作,迅速努力于条约之完成”。对于这场抗英战争,有泰则一如既往地推卸责任,甚至向英军首领荣赫鹏诉苦,“有泰往见荣赫鹏,自言无权,受制商上”——我没啥权力,所有这些坏事都是西藏人自己做的,与自己没有丝毫关系。

  哦,原来西藏与代表中国政府的你没有关系啊,那这事儿好办多了,就由我来代劳处理吧!于是“荣赫鹏笑颔之,英人即据为中国在藏无主权之证”。狡猾的英国人遂自说自画地拟订了一份《拉萨条约》,并于1904年9月7日在西藏首府拉萨,终于强迫“与中国没关系”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完成了签字画押。

  此时,组织抵抗英军的达赖喇嘛已经逃亡在外,自然不会授权签字,英国人曾要求有泰在该条约上签字,但有泰被秘书人员劝阻因而未签。最后,在西藏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甘丹法王洛桑坚赞推无可推,只得愁眉苦脸地签了字。

  条约中除了规定西藏必须开放商埠并赔款外,还要求拆除由印度到拉萨沿途防御工事,尤其是“除经英国事先同意外,西藏土地不得让卖、租典与任何外国;西藏一切事务不准任何外国干涉;任何外国不准派员入藏;西藏的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其他权利不得让与任何外国或其臣民;西藏各项进款,或货物或现金不许抵押或让与任何外国或其臣民。”

  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出来,这份条约的主体一个是英国,另一个是西藏,压根儿没中国政府什么事儿,有泰作茧自缚的恶果彰显无疑。这是继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1893年的《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后,英国逼迫中国签定的第三个关于西藏的不平等条约,它们不仅为今天西方支持的所谓 “藏独”提供了口实——比如著名吹鼓手夏格巴就宣称这是“英藏在拉萨达成友好和谅解,直接签订了条约,很明显是承认了西藏独立自主”,同时它们也埋下了导致邻里纠纷的恶魔之种——后来中印两个大国间的那些烦恼与哀愁,相当一部分就发源于此。

  在一没有清朝中央政府授权,二没有驻藏大臣签字,三没达赖喇嘛授权签字的情况下,西藏地方政府擅自签订的《拉萨条约》,当然非法而且无效。可我们也不禁要问,一方面,强盗就是强盗,无论什么借口都无法将其罪洗白,但另一方面,给强盗提供借口的人,难道不也是从犯吗?

  此时的赵尔丰仍然在永宁道的任上,对于西藏发生的这些变故,他也许痛心疾首,但却无能为力。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4:48:31 | 显示全部楼层
《1、康定来了“赵屠户”》(3)

  幸运只眷顾有准备的人,到了1905年,赵尔丰的事业终于又发生转机。就在那一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竟然在川滇藏交界的巴塘被当地武装所杀,同行五十多人全部遇难。

  公平地说,这位凤大臣并非庸碌之辈,为人干练又勇于任事,此前他曾在川为官二十年,以“治盗能,驭下猛”而闻名。上任后,凤大臣的工作思路如募勇垦荒、削减寺庙僧尼以及收回三瞻(即现在的甘孜州新龙县,地扼川藏南北道,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划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等也都不乏真知灼见,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凤全开始的实践,才为赵尔丰日后“改土归流”工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可惜这位爷的脾气比才能更大,他到处端着旗人大爷的架子“谩骂成性”,开口闭口自称“凤老子”,甚至拿烟袋锅子在前来觐见的土司头顶敲打,扬言“好戴尔颅头!凤老子早晚杀尔蛮狗”,受辱的土司们自然怨愤难当,凤全却“毫不警惕,亦不设策预防”,最终被巴塘土司和丁林寺武装联合干掉。

  消息传来,举朝震惊。更为严重的是,与凤大臣同时被杀的随行者并非都是中国人,其中竟然有两名法国传教士!这下麻烦可大了,洋人们愤怒的抗议终于酿成了严重的外交事件,再联想起当年导致老佛爷差点下岗的庚子国变,其源头不正是义和团杀了洋人吗?一念及此,太后的心中肯定不寒而栗,当年的那场大劫难中的悲惨经历仿佛又历历在目。

  才经历庚子国变没几年的朝廷又怒又怕,终于想起了两年前曾上书言平藏之策的赵大人,此人如此言之有据,想必是一名西藏问题专家,那这棘手的差使就是他的了!于是,在赵的后台老板锡良总督的大力推荐下,朝廷终于调赵尔丰为建昌道道员(辖区在今天四川雅安一带),负责军务督办兼办后勤,同时招兵买马,由赵率领与四川提督马维骐一起赴巴塘平乱。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5月,年已六旬的赵尔丰到达打箭炉,也就是今天那个“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的康定。这首现在早已家喻户晓的曲子其实来自于康定的一首民歌,当地人称之为“溜溜调”,1944年,音乐家沙梅把这首歌曲收录出版在他的《沙梅歌曲集》中,命名为《跑马溜溜的山上》。后来,作曲家江定仙又将《跑马溜溜的山上》改为《康定情歌》,由当时著名歌手喻宜萱演唱,随即在全国迅速走红。

  在赵尔丰来此之前,明正土司已经统治打箭炉数百年了,这位土司的全称是长长的“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至于“明正”这个词的由来,一直说法很多,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相关的专业著作,嫌麻烦的话找笔者的书看看亦可。

  需要说的是,明正土司在藏区的影响力相当大,他是清朝川边四大土司(名正、理塘、巴塘和德格)之一,其官阶也是土司中最高的,为从三品的副省部级,甚至比赵尔丰担任的四品道员还要高。

  当然了,实力并不是全由官阶决定的。就在打箭炉,强龙赵尔丰道台要求地头蛇明正宣慰使响应国家号召,带头上缴土司权力凭证即印信和号纸改土归流,这位汉名叫做“甲宜斋”的末代土司当然不愿意,遂唆使附近的道孚土司发动了武装叛乱。

  叛军被镇压后,甲宜斋按律当斩,一向严厉的赵尔丰却换了一副面孔,反而向朝廷求起情来,说土司以前对朝廷还比较恭顺,参与叛乱是被坏人诱入歧途,情有可原,建议免其一死,最后朝廷只命令他上缴大印了事。甲宜斋千恩万谢地走了,他的领地随即被没收,打箭炉延续了几百年的土司统治从此结束。

  做为一名思虑周密的指挥官,赵尔丰自然知道出兵打仗粮草先行,但他带来的汉族军人却吃不惯藏区的主食糌粑,而藏区又不产汉区的主食稻米,因此赵尔丰决定把打箭炉打造成粮草转运基地。可是问题又来了,打箭炉以西海拔高气候寒,负责粮食运输的汉族人难以适应,因此从雅安等地过来的运输队只能先把稻米送到打箭炉,交给打箭炉同知(官名,即副知府)查收储存,然后再征调打箭炉以西的土司们派牛马来运。

  史载,雅安运过来的这些稻米都是麻袋装好后由牛马驮运,沿途麻袋磨损会造成粮食散失损耗,所以在打箭炉一定要先雇工用牛皮包裹后,才能再往西运输。由于打箭炉同知衙门每天都在为转运军粮而忙碌,当地老百姓于是都称其为军粮府。

  来到打箭炉一个月后的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6月,赵尔丰在打箭炉储足了三个月军粮,遂率自己招募和训练的五营新军出关,朝着动乱中的巴塘进发,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七年的铁血生涯。

  七年之中,山河表里归于王化,土司人头滚滚落地,“赵屠户”的大名由打箭炉扩散到川边,进而传遍整个藏区,直至名扬全国,而他本人却在大业将成之际功亏一篑,引得后人留下无数叹息。这都是后面要说的故事了。

  由赵尔丰训练和带领的这支军队,此后随他身经百战刀头舔血,成为川边寺院和土司头人们最惧怕的力量。与李世民的“玄甲兵”、袁崇焕的“关宁铁骑”等著名部队类似,他们后来也被人们冠以一个专门的名称,这就是晚清赫赫有名的“边军”。

  按照现代观点,与更为西化的北洋军和湖北新军甚至四川新军相比,赵尔丰的边军还是一支传统的旧式军队,但从日后的战果来看,这支看上去甚至有些土里土气的部队无疑是清军中的精锐之一,成为晚清中国西南的中流砥柱。

  既然是精锐,人数自然就不会太多,史载边军最初不过两千人,大概相当于现在一个团的编制,其主官称统领,下设五个营,由管带(营长)率领,每营分四个哨(连),由哨官(连长)管理,每哨辖十个棚(班)。棚是最基层编制,包括十名士兵,由什长(班长)带领。

  与戚家军主要由勇不畏死的义乌矿工组成类似,边军士兵也都是招募来的各地新进丁壮而非老兵油子,他们多为出身本分的庄稼汉,身体结实而且为人老实。这支队伍配备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九子洋枪,训练严格武器精良,赵又施之以严酷的纪律管理,因而战斗力极强。

  后来,由于川边改土归流的全面铺开,边军兵力实在捉襟见肘,赵又奏请朝廷增加了七个营的编制,但即使这样,那时候的边军总数也不会超过五千人。

  也就是在赵尔丰任上,古老的打箭炉被改称为康定府,从此“康定”这个名称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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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部分内容,主要来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二章《男人们的康定》第二节《“岳公爷”和“赵屠户”》和第三节《明正土司及康巴人》


  注:边军使用的主要单兵武器九子洋枪

  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在民间它又被称为“九子火”,但笔者此前一直没查到这种枪具体是什么。顾名思义它应该能装弹九发,可在笔者的印象中,当时(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著名的单兵枪械里似乎并没有它这么一号,即使美国西部片牛仔常用的著名的温彻斯特杠杆枪,其长长的弹管里似乎也只能装七发子弹。难道是某种特制的型号?亦或是弹具八发枪膛又一发因而最多九发?

  后来,按照一位朋友的考证,九子枪即M1871/84式毛瑟连珠步枪,又叫“九子连”、“九响枪”、“九子枪”、“九响毛瑟枪”。它可以装九发子弹(采用8发管状弹仓供弹,加上枪膛中1发,共九发),因此得名。

  它是德国毛瑟公司在M1871式单发步枪基础上改进设计而成的可以实施连续射击的一种优秀步枪,我国形象地称之为“连珠枪”。这种枪的特点是在枪管下护木中有一管状弹仓,枪弹首尾相接,可以实施连续射击。1884年,德军决定装备该枪,并定型为M1871/84式。后来由于四川机器局大量仿制,在四川军队中装备较多。

  笔者又查到,德国共生产M1871/84步枪约95万支,当时每支售价55马克,约合13.5美元。清政府曾大量购买M1871/84步枪,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该枪是清军的主要用枪。

  尽管在推出时是一支优秀步枪,但它毕竟属于普法战争时代的产物,到了赵尔丰挺进川边的二十世纪初期,该枪其实已经落后。M1871/84步枪仍使用11.15×60mm黑火药枪弹,但为了防止弹仓中的后一发枪弹顶燃前一发枪弹,不得不将弹头由半圆形改成平头形状,装药和弹形导致了该枪初速不高,仅有435m/s。另外,该枪的这种管式弹仓机构也容易出现供弹故障。

  后来,挺进藏区的边军在与装备英式快枪的喇嘛们对抗时,在武器上并没有讨到便宜,所谓“英式快枪”应该是当时英军装备的Lee-Enfield步枪,据说是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从印度采购的武器。

  因此对于这种“九子洋枪”,即使德军自己也没有长时间使用,M1871/84步枪装备几年后就被M1888步枪所替代。到赵尔丰出川时,德军早已彻底淘汰了该枪,他们装备了另一种优秀步枪,这就是著名的毛瑟98式。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4:51:00 | 显示全部楼层

《2、桑披寺的恐怖人偶》(1)

  1906年6月9日深夜,赵尔丰率领的清军终于攻入了围困已久的乡城桑披寺。摇曳的火炬光影中,刚刚杀进寺院的士兵们惊讶地发现大殿门口悬挂着一个人形的东西,正随着门口吹来的风飘来荡去,在凄凉的夜色中似乎散发着阵阵血腥气息。

  等靠近了仔细看,这些刀头舔血的军人们都吓得心惊胆战头皮发麻——那无疑是一整张被剥下来的人皮,里面用稻草填得满满当当后再密封起来,从而做成了一个恐怖的人偶。

  有知情者叹息说,这肯定就是施大人的遗体啊!

  此事说来话长,我们还是接着上一节,从凤全被杀后开始吧。

  其实,一开始赵尔丰并非清廷委派处理凤全案的主办官员,只是后来因缘巧合,本来在康定督办后方军务的赵道台才最终喧宾夺主。

  与川边其他地方一样,凤全被杀之地巴塘也是由当地土司统治着,巴塘土司与临近的理塘(旧时写作‘里塘’)土司都是川边四大土司之一,但与前面写过的康定土司以及后面要写的德格土司不一样,这两“塘”土司并不是世袭的,而是按惯例由头人中选出——《清史稿》写道:“里塘、巴塘两土司例于头人内拣补,与他土司不同。”另外,两家土司的级别也略低于康定和德格的宣慰司,其官阶是正四品的宣抚司。

  研究藏区的西方人似乎也注意到了巴塘土司的特点,比如在《西藏的土地与政体》中,美国人皮德罗.卡拉斯科这样写道:

  “在1718年中国人占领以前,巴塘由拉藏汗(当时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任命的两名第巴管理,每隔几年轮换一次。当时,在他们的管辖之下有三十三个村庄,六千九百二十户普通家庭和二千一百一十名喇嘛。

  “中国与达赖喇嘛的领域划分了疆界,1728年,他们向两名第巴授与了委任状和大印。就是在那时决定了主要的地方头人应该是一名中国官员,并封给限期为几年的保有地,但土著军官应是世袭的。

  “十九世纪时,这两名第巴皆选自当时内部通婚的两个家庭中。第一个第巴叫巴德巴,第二个称为涅安德巴。在巴塘的中国官员由四川的总督每三年任命一次,有一名文官和两名武官。”

  上面所谓的“第巴”,在汉文中又有“第斯”、“第司”等写法,这是藏区一个古老的头衔,大概是泛泛指“首领”的意思,其具体职务则覆盖了从统治全藏的法王到村里小小头人的广大范围,比如笔者前文《仓央嘉措》中那位西藏摄政桑结嘉措,其头衔就是“第巴”或“第司”。在这里,“第巴”无疑是指“土司”,而那个美国人所说的“两名第巴”其实也没错——巴塘不仅有土司,还有一位副土司,他们在清朝史料中分别被称为大营官和二营官。

  当时的巴塘正土司即大营官在汉文中记作“罗进宝”,与康定土司的汉名“甲宜斋”类似,这很可能也是一个汉语名字。查对相关史料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前文提到的那个被“凤老子”用烟袋敲打头顶并受其无端辱骂的土司,就是这个巴塘大营官罗进宝。尽管此前凤全在巴塘的屯垦政策触犯了当地土司和寺院的利益,但罗进宝最多也就是暗中捣鬼,并不值得搭上身家性命来犯如此惊天大案,可凤大臣给罗土司脑袋上的那一烟袋锅子使得事情的性质完全转变了——作为当地高高在上、人人敬畏的土皇帝,却遭到凤大臣这种肆无忌惮的人身侮辱,极可能是导致罗进宝心动杀机的最直接诱因。

  凤全一行被难消息报到北京,清廷大为震怒,指派四川提督马维骐率领川军前往剿办,马奉谕后即率巡防军五营开赴巴塘。按,马维骐,云南人,回族,制营军功出身,以彪悍善战著称,曾率军在越南参加抗法战争并得到朝廷恩赏的“博多欢巴图鲁”名号,时人曾评论说:“法越之战,滇军多有功,而以维骐及覃修纲、吴永安为著。”据说马将军不仅能打仗,而且文武全才,征战之余勤习诗书,颇有儒将风度。

  巴塘土司和丁林寺武装喇嘛设计杀了凤全后,知道朝廷必定派兵前来问罪,早已调集僧俗民众沿途防堵。马维骐带领大兵抵达离巴塘还有一站路(约五、六十里)的绷察木时,藏族武装凭当地森林险要拼死抵抗,战斗颇为激烈,清军一时受阻难前。

  按照时人记载,马维骐在敌人的顽强抵抗下,大喊:“娃娃们鼓劲,只有这点时候了。”然后率先冲了上去。老爷子当时已经年过六十,见年迈的主帅竟然如此生猛,其麾下的“娃娃”们顿时热血沸腾,纷纷奋勇向前,疯狂地向敌人冲了过去。藏族武装见敌人攻势凶猛,便互相以“甲惹瓮“招呼(藏语里‘甲’是汉人,‘惹’是豹子,‘瓮’是来了,意思是说汉人豹子来了)。最后,藏兵们抵挡不住,只好沿巴楚河败退入七村沟。

  此战清军大获全胜,不仅将敌人杀得溃退,而且其首脑巴塘正副土司即大、二营官都死于乱军中,凤全一案的始作俑者罗进宝就此了帐(一说他并没有战死,而是事后被清军擒获处死)。清军于是浩浩荡荡通过巴塘,杀向下一目标——巴塘土司的盟友丁林寺。丁林寺喇嘛们此前已逃过巴楚河,他们随即拆毁了河上的大木桥,然后向自己的家乡七村沟逃去。

  清军随即进驻丁林寺,但这帮家伙实在太没出息,很快便因“打起发”(四川方言,据说来自于袍哥的黑话,小偷小摸或趁乱打劫的意思)互争财物,一些士兵开始撒野放火,结果竟将丁林寺烧毁。住的地方烧没了,他们不得不撤回到巴塘街上,分驻在已被杀的巴塘大、二营官即正副土司的官寨里。

  锡良对前一阶段的进展无疑相当满意,进而对凤全事件最后的调查报告翘首以待。但令总督大人没想到的是,马维骐在巴塘驻扎了相当长时间却再无下文,对于凤全案不但没有设法从速了结,反而惹出了另外的麻烦。

  这事儿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原来巴塘居民中有几户回民,但却一直没有清真寺,他们势力弱小也不敢过于出头,心里想必空荡荡的。现在可好了,同是回族的马维骐杀来,而其属下士兵中回民也相当多。于是,当地回民马学富、马光久等向马提督提出请求,希望大人能帮同族一把,像洋人们在巴塘建教堂一样,也在这里修建一座清真寺,以慰我等之心。马提督大喜,双方一拍即合,遂选定岳公桥对岸为清真寺寺址,并修好了烧砖瓦的窑子,摩拳擦掌准备大张旗鼓地开干,而凤全一案的善后工作则被提督大人彻底丢到了脑后。当地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且多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民尽管心存不满,但在高压之下敢怒不敢言,只能等着秋后算帐。

  得知此事,锡良总督哭笑不得,继而又头大如斗。锡良的仕途是从临近中国西北的山西开始的,他想必对四十年前让整个西北陷入尸山血海的“同治回乱”所知甚多并心有余悸,当年,面对着南方太平军和北方穆斯林民兵的双重打击,大清朝的统治几度摇摇欲坠。

  洋人在巴塘被杀的教案尚未了结,可不敢再生回藏仇杀的事端。很可能,这种“不给领导惹麻烦”的想法让锡良决定立即换马,总之他火速奏请朝廷调回意犹未尽的马维骐,转派自己一向认为办事靠谱的赵尔丰道台接替。

  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本来只负责粮草和练兵的赵尔丰率领自己刚刚组建的边军,离开康定前往巴塘接替马维骐。赵尔丰果然干练,他到巴塘不久,便将凤全事件的原委彻底调查清楚,随即将这一事件的主从凶犯申奏清廷。

  在调查报告中,赵尔丰认为酿成事变的原因,主要是巴塘大营官罗进宝受到侮辱因而痛恨凤全;同时,西藏方面的煽动指使,也是促成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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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部分内容,部分引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六章《三怙主的过客》第二节《桑披寺的恐怖人偶》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4:52:25 | 显示全部楼层

《2、桑披寺的恐怖人偶》(2)

  与两年前江孜抗英时相比,西藏局势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04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抗英失败后亡命天涯,最初目标是取道外蒙古去俄国,他心目中对俄国沙皇一直抱有巨大的希望,期盼对方成为忽必烈皇帝(他支持花教领袖八思巴建立了统治西藏的萨迦政权)和固始汗(十七世纪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在他的扶持下黄教成为西藏的统治教派)那样伟大的“持教法王”。

  可就在外蒙古期间,达赖喇嘛却失望地收到了来自俄国的回信,沙皇陛下委婉地表示爱莫能助。绝望的达赖喇嘛只好继续滞留在蒙古,时间一长,这种老吃白食的行为无疑不受主人待见,加之身为黄教两位最高活佛之一的达赖常对当地僧侣指手画脚,于是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开始对其白眼有加,搞得达赖喇嘛郁闷不已。

  最后,达赖喇嘛不得不返回青海暂住,他打算亲自进京向清朝皇帝申述驻藏大臣的不公,并就自己被革职讨个说法。(按,哲布尊丹巴是外蒙古黄教的最大活佛,一世哲布尊丹巴是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的学生,从宗教地位来讲,哲布尊丹巴应略低于两位黄教最高活佛达赖和班禅,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无隶属关系。)

  如果我们翻开世界史,就会发现俄国拒绝达赖求援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年的2月,俄国和日本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而其主战场竟然在宣称中立的第三国——中国的领土上。在这场惨烈的大战中,傲慢的北极熊被自己一向看不起并斥之为“黄皮猴子”的对手打得满地找牙,自然没有精力和胆量再去照顾遥远的西藏——老毛子可不想在自己倒霉的时候招来如此可怕的敌人,那个号称“日不落”的强大帝国。

  但所谓“麻杆打狼两头怕”,颟顸的俄国佬并不知道,英国人其实对它也是忌惮有加。当时的英国正身陷布尔战争的泥潭,陆军的几乎全部主力都被当地土生白人组成的游击队拖在南非不能自拔,因此并不想和庞大的俄国在远东发生冲突。

  于是,在大为光火的英国内阁的严令下,英印侵略军不得不从西藏撤军。与此同时,英国也向濒临绝境的十三世达赖频频送去“秋天的菠菜”,希望今后能彼此合作,反正你家皇帝也不承认你是达赖喇嘛了,不如就从了我吧。

  从?还是不从?这是个问题。思虑再三,达赖喇嘛最终决定还是从了。读史至此,我们也许会痛心疾首地叹息,经过一系列打击,他彻底堕落了,由一个热血青年蜕变成了势利的政客;但如果换个角度看,我们又要不无遗憾地说,经过一场场磨练,他逐渐成熟了,由一个愤怒青年升级为老练的政治家,从此以后,再没有永远的朋友,再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

  正是在这种理念主导下,仍滞留在外的达赖喇嘛加强了对藏区的遥控操纵,其中一个宗旨就是要西藏地方政府秘密支持川边反对朝廷的地方势力,为自己的东山再起打下伏笔,而根据后来发现的各种明显或不明显的证据,凤全案的主凶巴塘土司罗进宝便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这种挑唆。

  让我们再回到主题,也就是赵尔丰的调查报告上吧。在导致凤全被杀的具体责任人方面,赵认为巴塘正土司即大营官罗进宝固然是主谋罪魁不可饶恕,但凤全遇难地也就是七村沟一带的百姓和附近丁林寺的喇嘛们却是杀害风全的直接出手者,而丁林寺喇嘛也多来自七村,七村沟当然罪无可赦。

  清廷据奏,认为凤全为旗籍钦命大员,番民竟敢加以杀害,不能不予以严惩,乃谕令赵尔丰对七村沟进行剿办。

  所谓“七村”,顾名思义是七个小村落,它们沿巴塘境内的巴楚河两岸分布着。其中,党村离巴塘最近,在巴楚河左岸,有居民六、七十户,其余村庄均在右岸,居民从七、八户到八、九十户不等,各村也还有些离村较远的零散住户。这些地方的藏民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在赵尔丰军队到来时,早已逃避一空。

  赵尔丰在接到剿办谕旨后,马上开始“进剿”布署,随即每村进驻清兵一哨(相当于一连)。赵表面上以招抚为主,想方设法诱劝藏民回村,最后竟然以赏赐物品为名,召集居民丁壮,分别到本村指定地点领取。

  一些贪得的藏民,果然按时前往领赏,但领得奖品出场时,即被清兵一个一个地杀害,仍将奖品拿回。先出来的人被杀了,留在后面的还不知道。这场诱杀,各村同时行动,死的都是壮年,没有妇孺老弱。当时被杀的有四、五十人,都是被诱骗前来,又是一个个先后杀害,藏民并没有任何抵抗,清军方面也毫无损失。

  在这样一场诱骗谋杀之后,赵尔丰上奏朝廷说己经剿平了七村,于是轰动一时的风全被杀案就此了结。随后,一直桀骜不逊的乡城桑披寺成为了“赵屠户”的下一目标。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4:54:16 | 显示全部楼层
《2、桑披寺的恐怖人偶》(3)

  乡城位于稻城与云南中甸之间,扼守着川藏南路通往滇藏路的咽喉,这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地方,也是现在所谓的“大香格里拉”核心地带之一,素来以“白房、疯装、桑披”的“乡城三绝”著称于全藏区。前两绝暂且略过,这里单说说这座始建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黄教寺院桑披寺,其寺名全称为长长的“噶丹桑披罗布岭”,藏语意为“如意兴旺宝贝寺”。

  在历史上,桑披寺是附近理塘的黄教大寺长青春科尔寺(又称理塘寺)的属寺,但前者并不愿意服后者管,两寺因粮食赋税问题发生多次械斗死伤累累。

  按照清末川边档案的记载,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四川当局派守备李朝富来桑披寺调解争端,没想到喇嘛们阴奉阳违,表面答应却暗中在隘口埋伏,将准备返回的李朝富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随从兵民共五人一起杀害——其中李朝富父子三人死得尤为凄惨,他们竟然都被肢解。

  这里要说一下上面提到的清末川边档案。1958年,原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康定清理了一批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所遗留的档案资料,除边务大臣的奏、片、咨外,更多的是川边各设治区的往来文件,内容涉及清代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习俗等各方面,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成为后人研究川边历史的最重要的依据。当然,这堆东西主要是清朝官员间的政府公文,内容难免文过饰非,尽管为重要参考资料,但也不能全信。

  朝廷自然不肯甘休。第二年,清军记名提督韩国秀命游击施文明带兵前去桑披寺围剿,路上却中了埋伏,在火竹乡被桑披寺武装团团包围,最终全军覆灭。活捉施文明后,喇嘛们用最残酷的方式处死了他——他们活活剥下了施的皮,随后又把血淋淋的人皮塞满草挂在寺里,即川边档案所谓“惨遭剥皮实草之酷刑”。

  不仅如此,喇嘛们似乎还把这个恐怖的人偶当成了练功的沙袋,时不时过来发泄一下,史载他们“岁时践击之以示威”。如果上述史料记载是真的,这些喇嘛们就相当过分了,他们的行为完全超出了报复的范畴,更像是一种不良情绪的发泄。

  前面也说过,川边档案上记载的基本上是赵尔丰方的一面之词,由于许多内容并没有其他资料佐证,因此我们并不能完全认定其准确性。只是,李、施两人毕竟为朝廷命官,他们被杀不是普通小事,尽管一些内容有所夸张,但总体来看,川边档案的记录应该是有所依据的。

  至于桑披寺的僧人们为什么如此凶悍,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许多人平时并不修行,他们多是武装喇嘛,也就是所谓的“僧兵”。旧时,许多感觉不安全的藏传佛教寺院中都养有许多僧兵,他们专职与外面打仗,只做僧人装束但并不会念经,几乎与宗教没有关系,当时桑披寺的武装力量应该就是这样的僧兵。

  韩国秀随即率大量清兵包抄到桑披寺,将喇嘛们逼入寺内,但当时已入冬十月即将大雪,清军难以深入。转过年的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二月,四川总督奎俊下令调集大军继续进攻,寺院方面方才将两个藏民绑出来顶缸,并宣称他俩就是杀害施文明的主要凶手,而其他凶手都已经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被杀,请朝廷看着办吧。

  尽管吃了大亏,但清廷苦于力量不足,只要求桑披寺检讨了事,这更加助长了对方的嚣张气焰,按照清朝史料记载,喇嘛们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他们甚至抢劫进藏驿道,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川藏南路的运输多次被迫中断。

  到了1905年,凤全在巴塘被杀,清军奉命出康定平乱,途中必然经过理塘。桑披寺堪布普仲乍娃此时又不安分起来,不但纠集人马阻断了清军粮道,导致马维骐的部队因军粮跟不上饿了好些天肚子,而且加紧制造火炮,截断道路挖掘陷阱,他还放出话去,要官兵尽管放马过来。

  不久之后,清军平定了巴塘之乱,动乱的主要煽动者巴塘土司罗进宝被杀。在此之前,理塘土司四郎占兑(按照今天的藏语姓名,似乎译为‘四郎占堆’更好,传说他是罗进宝之妻的私生子,也有说法认为他是罗进宝的私生子)因为暗中支持罗进宝,阻挠清军后勤运输而被抓了起来,此时他越狱逃走,跑到了一个在今天以风景优美著称于世的地方——稻城,召集各路人马准备抵抗朝廷的围剿,并和乡城桑披寺结成了盟友。

  该结束了!赵尔丰处理完凤全一案,便马上翻出旧帐彻底清算桑披寺,“赵屠户”决心用他自己的方式,让这片土地永远安定下来。

  边军当时不过两千人,于是一道难题摆在了赵尔丰面前,究竟是先打四郎占兑还是先打桑披寺?两处敌人的兵力都和边军差不多,但稻城无险可守,而桑披寺的围墙修得像城池一样又厚(六七尺)又高(二三丈),极其坚固——据说乡城这个地名就是因此城墙而得名。而且,桑披寺新近还获得了西藏地方政府支援的不少英制快枪,这更增加了清军进攻的难度。

  赵尔丰权衡利弊之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先集中兵力解决桑披寺,因为他认为如果乡城这边跨了,稻城那边很容易对付甚至会不战自溃,反过来如果攻打稻城失利,就再没机会攻乡城了。

  事实最后证明,赵尔丰判断对了,但胜负却也只在一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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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部分内容,主要来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六章《三怙主的过客》第二节《桑披寺的恐怖人偶》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4:56:24 | 显示全部楼层
《2、桑披寺的恐怖人偶》(5)

  当时已到12月,对于来自内地的清军来说,藏区的冬天简直就是地狱,赵尔丰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写道,这里冰冻三尺寒风凛冽,巴塘到乡城的行军极其艰苦,由于大雪封山崎岖难行,后勤补给相当困难,官兵们不得不轻装前进,粮食和武器弹药都只能随身携带。

  嚣张的喇嘛们和清军刚一接战,就发现对方远非理塘寺那些与自己一样胡乱打斗的同行可比。僧人们屡战屡败,多人被杀,最后不得不退入寺中关门死守,等待稻城方面理塘土司队伍的救援。考虑到寺院围墙坚固无比,而自己的大炮还没跟上,赵便命士兵将寺院团团包围,同时催促炮兵赶快过来。

  没想到这一围,竟然就是半年,其过程和艰难完全超过了赵尔丰的预期。

  大炮终于运来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它们发挥的作用却相当有限,因为桑披寺的围墙都用巨大的坚石垒成,清军的老式火炮根本无法摧毁。赵一筹莫展,只能用土办法搭云梯强攻,但多次都无功而返,边军伤亡惨重,只能继续围困。

  不久以后,赵尔丰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占据稻城的四郎占兑频繁袭击清军运输线,边军的粮道被截断了。于是,桑披寺喇嘛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包围他们的清军反而快要弹尽粮绝,军心开始不稳起来。为了节省弹药,赵尔丰甚至下令,发放的子弹和要和杀死敌人的人头对照,如果不能如数缴上人头,领子弹的人就要缴上自己的头颅。而仿佛要气气赵尔丰似的,寺内被围者有一天竟然向墙外扔出来几条数斤重的大鱼,让正饿着肚子的围困者士气更加低落。

  赵尔丰已经濒临绝境。由于周围道路已被理塘土司四郎占兑率领的当地武装隔绝,清军与后方基地彻底失去了联系,先后派去催粮的四名使者全都被四郎占兑截获,现在既无粮草也无外援,只能完全靠自己了。

  一旦彻底断粮前还不能拿下桑披寺,饿急了的士兵很可能哗变,那样不仅此役功亏一篑,已收复的巴塘、理塘甚至整个康巴地区都会永无宁日,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清军之所以没有骚乱,除了每天有一点粥喝不至于饿倒外,还因为自己的统帅、已是六旬老人的赵尔丰吃着与大家一样的伙食,这才让他们稍感平衡,史载赵尔丰到各营巡视,看到士兵们都饿着肚子作战,“睹之泪下”,无可奈何的同时,他也只能好言抚慰。

  清军早已截断了桑披寺的水源,但寺内竟然还能养鱼,赵尔丰断定他们肯定还有秘密水源,命令士兵加紧寻找,但始终一无所获。就这样围困了将近半年,直到有一天,一名清兵在后山偶然踩开了一个土坑,听到坑内竟然有水声,这才发现土下的秘密——里面原来埋设着通向寺内的供水陶管,在确定无疑后,赵尔丰立即下令堵住管子,桑披寺的水源终于完全断绝。

  此时已是春天,双方鱼死网破的生死搏斗终于开始了,没饭吃的清军拼命进攻,想打进寺里找饭吃,而没水喝的喇嘛拼命突围,想攻到山下找水喝。最后清军完全断粮,不得不吃起刚刚长出的草根树皮,甚至开始烹食包装粮袋用的牛皮,而喇嘛们也已经喝光了最后一滴水。现在,就看谁能多挺一分钟了,而对清军尤其不利的是,藏区的雨季就快来了,一旦开始下雨,他们必将前功尽弃。

  众所周知,人不吃东西还能活两周,但不喝水却只能支持几天,寺里终于先挺不住了。1906年6月9日这天晚上,在赵尔丰的引诱下,渴得实在受不了的喇嘛们以为四郎占兑的援军终于从稻城杀过来了,便打开寺门拼命冲了出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扑向山下溪流狂饮,清军趁机大肆进攻,而且凡是有水源的地方都事先重兵埋伏。等赵尔丰最后下令停火时,已经有六百多名喇嘛被杀,小溪几乎成了血河,劫后余生的喇嘛们都吓得痛哭流涕,庆幸终于拣回了一条命。

  清军攻进桑披寺的时候,发现里面的蓄水池早喝干了,粮食却充足得够吃好几年,但由于储备的都是藏族人的主食糌粑也就是青稞炒面,这种东西没有水根本无法下咽,于是有的喇嘛便将酥油溶化调食糌粑,还有的将酥油当水喝,结果当然是越喝越渴——藏区的雨季一般阳历5月中旬开始,而当时直到6月初还没下雨,也是天助赵尔丰吧。这场战争的祸首,桑披寺堪布普仲乍娃已在三天前于绝望中自尽,从而逃脱了千刀万剐的凌迟酷刑。

  正如赵尔丰事先所料,听到桑披寺的败讯后,稻城的四郎占兑果然全军崩溃,他本人也被官军追上砍了脑袋,没过几天,附近各地纷纷归降,再也无人敢与朝廷对抗。

  桑披寺之战前后历时近半年,是赵尔丰川边改土归流七年中经历的最艰难也是最惨烈的一战,杀红了眼的双方最后成为两只没有丝毫退路的困兽,期间连一贯支持赵尔丰的后台老大、四川总督锡良都撑不下去了,去信责备赵劳师养寇,这更让老赵一夜白头——史载,一些当年见过赵尔丰的老人们回忆说,赵从康定出发时,头发胡子都是黑的,等他一年后再回康定的时候,须发早已半白。

  这场战争即使对胜利一方的清军也是极其残酷。史料记载道,在漫长的围攻战中,为防止战线上的官兵睡觉为敌人所趁,赵尔丰遂下令把香燃着沿包围线传递,一个交与一个,如果香传到而无人来接,就可发觉是睡着了。凡是香停的地方,当值官兵立斩无赦。

  史料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桑披寺被攻破的当晚,有一哨(大致相当于连)饿得实在受不了的官兵不知胜利在望,乘着夜色偷偷当了逃兵。刚走了没多远,突然间激烈的枪声传来,最后面的逃兵知道了情况,于是就又全部跑了回来。攻克寺院三日后,赵尔丰集全军训话,宣布了这些逃兵的罪状,然后一一点名,从队列中拖出七十多人,当众砍下了他们所有人的脑袋。

  据说此战过后,“赵屠户”的名字又有了新的效用——凡川边小儿啼哭,只要一说“赵尔丰来了”,哭声即止,其疗效立竿见影,仿佛大战逍遥津的张文远。

  但与此同时,老赵也确实无愧自己的“尔丰”之名,跟随他的官兵们都收获颇丰——桑披寺被打开后,赵军拥有了寺内全部财物,发了一笔大大的横财。根据四川老人们的回忆,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成都青羊宫花会上,赵尔丰曾将打乡城掠来的东西专门搭架陈列,称为“乡城受降品”,其中有很多金银器皿和精致的铜器。

  与当时普遍“闹饷”的各地清军不同,赵尔丰的士兵们向来不为军饷发愁,一方面老赵从不拖欠更不克扣军饷,另一方面嘛,您想必已经明白了。

  以上基本根据清末川边档案史料以及四川相关人士的回忆撰写,关于川边改土归流之事,上述资料的立场多站在赵尔丰一边,有可能失于偏颇,但做为赵尔丰对立面的一方,土司和寺院基本没留下多少关于这段历史的成文记载,只能从当地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寻找蛛丝马迹,而这些口耳相传的东西往往都不太靠谱。

  1995年10月,由于乡城当地城市规划等原因,桑披寺已经迁址到巴姆山麓的同沙宫重建,因此目前的桑披寺与当年那座并非同一座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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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部分内容,主要来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六章《三怙主的过客》第二节《桑披寺的恐怖人偶》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4:58:42 | 显示全部楼层
《3、“引狼入室”的古老家族》(1)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秋日的一天,川滇藏之交的乡城,一匹快马突然闯到戒备森严的边务大臣军营,马上下来一位穿着华丽气喘吁吁的藏族头人,自称是德格土司多吉僧格派来的使者,有要事求见赵尔丰大臣。

  此时,赵尔丰正在为改土归流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

  就在不久前,赵尔丰以武力彻底铲除了明目张胆反抗朝廷的桑披寺势力,川边四大土司中的两个,即巴塘土司和理塘土司都已经被清军砍了头,川边另一个大土司即康定的明正土司尽管在名义上还没有改流,但也早已在赵的彻底控制下形同傀儡,四巨头中只剩下川藏北路上遥远的德格土司还没有搀和进来。

  朝廷对赵的工作自然相当欣赏。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6月,四川总督锡良拉着成都将军卓哈布,两名一品大员联名上奏,强烈呼吁在打箭炉也就是康定以西设立统一管理川边的新职即川滇边务大臣,以统筹改图归流大计,他们在奏章中写道:

  “打箭炉西至巴塘、贡噶岭,北至霍耳、五家,纵横数千里,设官分治,事阻极繁,如隶属于川,断非设一道员能所统治。……臣等详筹,乘此改土归流,宁夏、青海之例,先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一劳永逸,此西南之计也。”

  做为赵尔丰的后台老板,锡良所谓川边“断非设一道员能所统治”云云,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为唯一能胜任这个新职位的赵道台讨官当呢。果然,按照总督和将军的提议,军机处根据接下来组织的“部议”结果,向光绪皇帝(其实也就是他身后的太后老佛爷)建议了如下两点:

  第一,关于设立川边大臣,各部讨论的结果认为这事儿很靠谱,即“现西藏纷乱未靖,边境多事,所拟设置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事以可行”。

  第二,至于川边大臣的具体人选,除了老赵这个唯一的人选还能有谁呢?军机处“查赵尔丰由建昌道为炉边善后督办,平定巴塘、乡城,改土归流,设官分治各端,甚合机宜”,因此“请旨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

  很快,太后老佛爷的批复下来了,朝廷随即宣布“奉旨,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

  对于朝廷的信任和褒奖,赵尔丰自然感激涕零,不过在他随后给朝廷的谢恩奏折中,老赵除了照例表达一番“天恩高厚,无以图报”外,还就一件琐事专门做了请示,他竟然要朝廷答应自己私刻公章!

  当然了,赵大人的境界与现在的那些满大街“刻章办证”的造假者有云泥之别,这是一个“宜从权变”的非常措施,他其实是在说,现在形势紧急,等朝廷发下来正式的大印恐怕会耽误事儿,我就自己先刻一个木头章儿——也就是所谓的“川滇边务大臣木质关防”——来暂时代替吧。这就可以理解了,毕竟掌握印把子是那个年代当官最大和最重要的事情。

  (按,清朝正规编制官员使用的官印称“印”,而像川边大臣这样的临时派遣官员使用的官印则称“关防”,在印泥的使用上二者也有所不同,印一般用朱红色,关防则用紫红色,即俗称的紫花大印。)

  那么,人们不禁会感兴趣地问,这个所谓的“川滇边务大臣”究竟是个多大的官呢?尽管按照清朝惯例,由于属于临时派遣的钦差性质的官员,川滇边务大臣不应有固定品级,而应根据任职者的不同资历因人而异,但实际上该大臣的级别相当高。

  比如辛亥革命前“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就被朝廷下令去接替赵尔丰的川边大臣之职(这个人事任命引起了诸多事端,甚至成为点燃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索之一),而赵尔丰自己亦曾以川边大臣的身份兼任驻藏大臣——也就是说,川边大臣与督抚(通常为从一品到正二品)或驻藏大臣(通常带尚书、侍郎或都统、副都统衔,也是从一品到正二品)应该是平级的。

  由正四品的道员骤升到一二品大员,朝廷对赵尔丰的恩宠不可谓不厚重。按道理,这时候的老赵似乎应该志得意满才对,前面提到的焦头烂额又是从何说起呢?

  其实,情况却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在赵尔丰的高压政策下,以巴塘、理塘为中心的川藏南路暗潮涌动,各地活佛、土司、头人们尽管表面上唯唯诺诺不敢出声,但私下里却仍然阴奉阳违,没有谁明确承诺改土归流。

  他们虽不再敢公开武力反抗赵尔丰,却都抱着“惹不起就躲”的想法,一个个跑得远远的,甚至躲到金沙江那一边的西藏静候事态发展,同时指示手下头人们暗中捣乱。

  在这个敏感时候,川藏北路最强大的德格土司派人过来,究竟有什么事情呢?

  于是,在赵尔丰狐疑的目光中,德格来的头人躬身献上了土司的亲笔信。看完信后,赵尔丰几乎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想必他当时定会长啸一声,大呼天助我也!

  因为信中德格土司的意思相当明确:只要你干掉我弟弟,我就带头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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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部分内容,主要来自笔者新书《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第七章《德格的光辉》第一节《千年家族》



 楼主| 发表于 2018-11-9 15:00:36 | 显示全部楼层

《3、“引狼入室”的古老家族》(2)

  这事儿说来就话长了。原来,德格老土司罗追彭错(又有康墨达比多吉、泽旺仁则等名字,他们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家里有两个儿子,但奇怪的是他俩却同母不同父——老大多吉僧格是土司夫人、出身西藏贵族家庭的玉姆才登仁甲与老土司所生,而老二降白仁青则是这位土司夫人与头人私通所生。

  有意思的是,清朝史料将土司夫人的名字音译为“玉米真登仁甲”,其简称自然是“玉米”,因此后面发生的事情便可以简单归纳为“一个玉米引发的血案”:)

  尽管翻译的很缺德,但这桩桃色事件应该是真的,在多种资料里都能相互印证,比如民国时期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也记载道,德格土司娶了藏女玉米真登仁甲为妻,生下儿子多吉僧格,“玉米亦通其头人某,生子降白仁青”。

  按照清朝史料记载,这两个孩子的性格都有明显缺点,老大多吉僧格懦弱,老二降白仁青暴虐,似乎都不太适合继承德格土司之位,尽管老二更得土司夫人欢心,但老大却是老土司的亲生儿子,自然受土司高看一眼,老土司夫妻为了儿子的继承权睚眦不休,直至最后彻底分居。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土司夫人率先发难,她勾结驻扎在附近瞻对(现在的四川甘孜州新龙县,曾被划归达赖喇嘛管辖)的西藏军队,公然向自己的老公进攻,面积高达十万平方公里的德格土司辖区很快陷入一片混战。当时的四川总督鹿传霖派兵干涉,将土司夫妇及其两个儿子都押到成都关了起来,并随后向朝廷建议将德格“归流”。但驻藏大臣文海、成都将军恭寿都与鹿传霖有矛盾,在他们的阻挠下,德格改流最后不了了之。土司夫妇不久相继病逝,在朝廷的裁定下,长子多吉僧格继承了土司之位。

  多吉僧格即位后,其同胞弟弟降白仁青不服,像自己母亲当初那样也联合附近瞻对藏军,发起了向哥哥夺权的战争。双方混战不休,最后土司哥哥打不过弟弟,不得不落荒而逃,几处官寨都被占领,连土司大印都丢了。失败的多吉僧格不肯善罢甘休,于是想到了藏区人见人怕的“赵屠户”,从而发生了本文开头土司派人送信的一幕。

  得到川藏北路送来的这个意外大礼,此时正在川藏南路陷入泥潭的赵尔丰可谓欣喜若狂,他在随后给朝廷的奏章中写道,德格不平定,则藏区的全部工作都受到牵制,平定德格就有望收服瞻对等地方,要改土归流就一定要先去除障碍,事情才能成功,现在如果能趁这个机会收回德格,将其划为州县,那就一定能实现在康区建省的目标!

  那么,德格在哪里,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德格位于雀儿山下金沙江东岸,现在是川藏北路在四川境内经过的最后一个县,但当时德格土司辖区的面积却大得多。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川藏路的交通枢纽,川藏北路由东向西穿过此地,其北面通过石渠与青海相连,南面则经过白玉和川藏南路的巴塘相通,并且它控制着金沙江上的岗托等几个最重要的渡口,只要拿下德格,西藏的东大门就在眼前敞开了。

  “德格”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一个长期统治这里的古老家族,其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吐蕃时代,也就是说该家族先后延续竟然达一千三百多年。

  不过这个家族此前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名号,直到元朝时,管理天下宗教的萨迦法王八思巴路过这里,该家族第二十九代四郎仁钦因组织后勤有功,被法王赞誉为“四部十善大夫”。在藏语里,“部”为“德”,“格”为“格”,从此之后,该家族便以“德格”为名,这里后来也因此得名“德格”。

  如果再往前追溯,这个家族的始祖则更加眩目耀眼,据说该家族的祖先是吐蕃名相噶尔.东赞域松,也就是民间故事中代表松赞干布求娶文成公主的那个禄东赞。禄东赞所在的噶尔家族控制吐蕃政权长达半世纪之久,最后在公元698年被吐蕃王赤都松赞彻底铲除。

  史载噶尔家族成员及亲信故旧超过两千人被处死,禄东赞的二儿子同时也是噶尔家的领袖、曾在与唐军屡次的血战中无往不胜的著名统帅噶尔.钦陵被迫自杀,钦陵的弟弟赞婆和儿子莽布支毅然与吐蕃决裂投奔唐朝。留在藏区里的噶尔家族的后裔们从此四处漂泊,据说其中有一支后来流落至德格,他们自称是噶尔.拉吉尼根布的后代,此人为钦陵的侄子即禄东赞的孙子,曾是吐蕃一位相当有名的苯教僧侣。

  到了明末清初,羽翼已渐渐丰满的德格家族审时度势,主动与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合作,在协助和硕特部军队征服康区的战争中获得了大片领地,并最终将自己原来的领主岭葱土司降为附庸。

  清朝康熙年间,德格土司又帮助了幼年的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使其免遭政敌的毒手。七世达赖喇嘛成年后回到拉萨并建立了噶厦地方政权,西藏当局因此对德格土司大力嘉奖,并颁发给他在藏区内长享特权的凭证。

  清康熙年间,清军经由康区前往西藏平定准噶尔之乱,大将岳钟琪率兵由康定进讨,沿途收降各路土司,德格土司率先归降并为大军积极提供后勤运输和粮草支援(即俗称的‘乌拉’差役),甚得岳将军赏识和清廷褒奖。

  到了雍正时期,恭顺的德格土司被朝廷授予安抚司衔,归打箭炉厅管辖,后又被提升为宣慰司,成为康区四大土司之一,被藏人称为“德格甲波”,即“德格王”,其辖区领土广大,包括今西藏江达、四川德格、白玉、石渠和原邓柯等五县,占地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从而形成了川边土司中最庞大的一支势力。

  经过长时间缜密准备,赵尔丰终于在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11月进军德格。

  这段时间里,西藏形势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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