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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紫打地,往事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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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6 15: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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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王石达开的三大谜团:解密最后时刻的石达开(网摘)

  翼王石达开可谓是太平天国将领中一位“英武天纵”的优秀将领,后因太平天国高层领导内讧,遭猜忌被迫分兵出走,被困大渡河,英勇就义,成为历史悲剧。然而,石达开也在大渡河畔留下了让人至今未解的众多的谜。

  翼王石达开(1831-1868),可谓太平天国将领中一位“英武天纵”的优秀将领。满清无道,腐败滋生;祸国殃民,百弊横行。洪秀全金田起义乃“替天行道”,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石达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投到洪秀全的麾下,并为“天国大业”立下汗马功劳。后因太平天国高层领导内讧,遭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后转战广西、湖南、云南等省,并于1863年5月进入四川境地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打算在四川自立一国。但由于河水陡涨等原因,石达开部被清军部队及民团、彝兵等围困于此,苦战月余而不得突围,最后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于1863年6月25日在成都科甲巷被凌迟处死,时年三十三岁。

  石达开英勇就义,在临死前侃侃而谈,毫无怯儒,“英杰之气溢于眉间”。石棉的百性怀念他,至今当地人仍传说当年在成都赴死者不是石达开,而是石达开的替身马某。那石达开哪里去了呢?老百姓说上当地的大洪山修道去了。在石棉县的大洪山上,曾建有一座百姓自发修建的祖师庙,据当地百姓相传,庙中那位耳阔口方的“祖师”,颇有当年石达开的风范。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与石达开有关的实物在安顺场被发现。1980年5月,一个当地农民在当年刘湘挖掘的窖藏附近的松林小河里,拾得一个九两重的银锭;2000年8月,人们又在安顺场的一户农民家中发现了一把太平军的军刀。

(一)翼王遗诗之谜

  翼王石达开不仅是太平天国将领中一位“英武天纵”的优秀将领,他的诗歌及文采也是颇为令人称道的。其中,他的一首七律诗不仅广为传诵,而且成为了一个难解之谜。

  1953年,作家鄂华随中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前往石棉安顺场收集红军长征的史料。一夜,鄂华和同伴小赵返回时迷了路,投宿一小庙,疑为祖师庙。当他们在搬动庙里的石槽作枕头时,无意间发现了一柄铁伞,伞柄中一卷棉纸竟书有八句外界传为石达开所作的一首七律诗: 革命慷慨在中原,不为仇雌不为恩。

  只为苍天方愦愦,欲凭赤手拯元元。

  十年揽髻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犹苦,东南到处有蹄痕。

  藉此,鄂华创作了长篇小说《翼王伞》。鄂华在小说的序言部分称,这首诗的棉纸他曾保存在近现代史研究所的档案室里,可惜被“红卫兵”在文革中焚毁。

  这首诗历来存有争议。在长篇小说《曾国藩》里,这首诗又成了石达开与曾国藩在长沙激战时,翼王的即兴之作。已故的文史专家郑逸梅则认为:这是民国初期一个文人的伪托之作。是真?是假?至今无解!

  (二)翼王剑,你在哪里?

  洪杨内讧,石达开被怀疑和限制,负气出走,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此事总令后人扼腕浩叹。但在石棉,百姓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很早便在城边石儿山上建起“翼王亭”以资纪念,并留下了诸多神奇而有趣的口头资料,这其中口头故事之一当属翼王剑的传说。

  据传说当年翼王携其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城及幼子石定忠在被押赴凉桥清军大营时,途中遗失了随身佩剑。以后这柄宝剑“阴差阳错”,竟被安顺场士绅赖林学获得,这柄宝剑长二尺四寸,可卷舒,寒气逼人,削铁如泥,六寸长的剑柄着金株,沉香木的剑鞘饰着紫金庵铜,力圆数十里的人们纷纷前来观剑。赖林学考查诸多史籍,方知此剑名叫“雄精如意”,乃翼王心爱的佩剑之一。赖林学将其视为传家之宝,后来交到他的儿子赖进学的手里。民国13年(1924),赖进学因战乱举家迁往雅安避难,又不慎将宝剑遗失。从此,此剑杳如黄鹤。

  民国初年,一位名叫张二的先生,在《重修越西县志西路调查草案》之四中,写有一首《雄精如意歌》,这是关干这柄宝剑至今惟一可风的文字资料,歌云: 勒鞋入关明统绝,皇皇华胃无遗孑。

  同胞被压百余年,七世咸丰火益烈。

  草泽英雄石达开,金田起义造天德。

  如意随军祝如意,宝剑臂左助杀贼。

  一呼响应天下分,长江据险画南北。

  七王争斗势支离,误走山街来紫地。

  秃鹰桀犬八面围,子规春暮楚歌泪。

  宝剑如意寻主人,遁迹福门赖氏寄。

  埋隐光芒那计年,不闻理乱与休戚。

  宝剑忽忽生翼飞,展翅边关杀敌去。

  我作长歌如意听,行藏聚散须明析。

  莫因好友吐长虹,便欲登朝奸佞击。

  寄语主人善什藏,免惹圣明山仙取。

  然而,张二先生的美意终成空望,翼王剑最终弄丢了。翼王剑,如今你到底在哪里?

  (三)翼王信之谜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进军四川,结果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领军队左冲右突,未能血战脱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请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他把信写成后,用箭射入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正因为这两种说法各有凭据,成为一大疑案。

  1908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所编《唐公年谱》印刷出版。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介绍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特别详细。文中说,石达开在“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复。”根据这种说法,唐友耕收到石达开的信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

  1935年,四川沪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了石达开的函稿三封。其中一封在《农报》发表,标题《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萧一山在写《冀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时,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他说,他在成都黄某家中曾亲见致唐友耕“真柬伪书”一封,是用翼下所遗之柬帖转抄的。萧一山认为《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的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因此唐友耕为收信人的说法流传较广。

  然而,罗尔纲对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十分怀疑,他认为信应该是写给骆秉章的。因为石达开信中写的“肩蜀巨任”只能是针对四川总督骆秉章,而不可能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绿营的唐友耕的。

  总之,石达开到底将信写给了谁仍然只是推测,还有很多的疑点,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

 楼主| 发表于 2016-8-26 15:44:58 | 显示全部楼层
马文波将军 寻找石达开翼王剑(网文,版权归原作者)

  1985年6月5日,马文波将军和夫人金瑞英及两名随员,从北京到达福州。第二天一起去宁德,马文波将军等首先与蔡家石达开“青钢宝剑”的传人蔡作柯相会。

  马文波将军(1911—1993)原名马万章。安徽省怀远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之一。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马文波同志是安徽省怀远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鄂豫皖军委会无线电训练班技术教员,红四方面军总部报务员、报务主任、科长,军委二局股长、科长、处长、副局长,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处长,华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军委技术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土地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多次反“围剿”斗争,经历了长征,是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开展对敌侦察,参加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他为配合攻打天津、和平解放北平以及进入北京城后的治安保卫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总参某部机关建设中有重要建树。在外交部工作期间,他坚定地执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稳定外交部的局势、开展正常的外交活动尽了最大的努力。

  马文波同志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长期埋头苦干,甘当无名英雄,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党的事业。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自觉服从党的需要。他好学不倦,刻苦钻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克勤克俭,廉洁奉公,从不搞特殊化。他深入实际,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团结同志。

  马文波同志因病于1993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马文波少将生平经历

  马文波,1911年10月12日出生,安徽省怀远县何巷村人。原名马万章。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

  马文波原是军阀陈调元部46师137旅旅部电台的报务员、机务员,1932年苏家埠战役被红军俘虏,随即参加红军。后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报务员、报务主任、军委3局1科科长、军委2局股长。参加了长征。

  红四方面军举办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时,马文波调到训练班当教员。

  1933年5月,举办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马文波在工作之余抽时间授课。不久,红四方面军决定成立电务处,将无线电通信、机要、干部训练统管起来,同时开始抄收新闻。抄收新闻的工作由马文波和王子纲负责,每天抄收红色中华社和国民党中央社播发的新闻。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开始对敌台侦听,马文波等人很快摸清了敌军电台的通信网络,对敌军部队番号、主官姓名、驻地位置、行动方向、指挥系统都搞得比较清楚。

  马文波等人还曾带一部电台随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活动过一段时间。后任中央军委2局1科研究员。

  马文波是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的创始人之一。

  1937年,马文波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二)

  抗日战争时期,马文波历任日文训练队队长、谍报参谋训练队队长、军委2局股长、5科科长、9科科长、2科科长、3处处长、2局局务处处长、第2局副局长。参加了反“扫荡”斗争和延安大生产运动。

  (三)

  解放战争时期,马文波历任军委2局副局长兼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处长、晋察冀军区2局副局长、华北军区情报处处长。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战役战斗。在天津战役、和平解放北平和改编国民党绥远起义部队方面,主持的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1952年,总参谋部下设技术部,马文波任副部长。后任总参三部副部长。

  “文革”中,马文波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尤其在为落实中央关于发展中美、中日关系的决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多次赞扬。

  1968年6月,中央决定派解放军代表进驻外交部,接管外交部政治部的工作。外交大权在中央,人事干部的管理权却在政治部,军代表领导着政治部,这就意味着对外交部内部事务的军管。从此,外交部进入了军代表管理时期,其后发生的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运动、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等“文革”其他阶段,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外交部军代表第一把手是马文波,他是由中央军委技术部副部长任上调到外交部做军代表的。后来军管撤消,1972年5月,他则留下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1970年7月,马文波向国务院汇报说外交部已清出1500个有“五·一六”问题的人时,周恩来说:“外交部有那么多‘五·一六’?不要头脑发昏。”

  童第周与美籍华人科学家牛满江一直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1975年,牛满江申请继续合作,动物研究所和科学院内的反对派都不同意,联合起来向上打报告,说请外籍人来搞研究是“洋奴哲学”。时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周荣鑫积极主张鼓励科技国际交流与合作,于是与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联名写报告给中央,认为牛满江是美国实验胚胎学、化学胚胎学和分子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童第周与牛满江的合作成果目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要求给予3~5年工作时间。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

  1978年,马文波回到总参三部,任副部长。

  1982年,马文波离职休养。

  马文波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副军级、军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93年2月5日,马文波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夫人,金瑞英,1935年参加革命,曾任煤炭工业部设计管理总局组织部长、林业科学研究所森林研究室主任。1960年回部队,任副处长。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子,马根海,曾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58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3部大校。

  马文波将军故事

  翼王剑,究竟在哪里?

  我曾经几次到过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的安顺场,也多次聆听那让人总是心动的关于翼王的传奇故事,特别是翼王剑的故事。

  1986年仲春,笔者利用到石棉开会的机会参观了安顺场。这个距石棉县城十余公里的场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863年石达开麾下的太平军数万将士在这里全军覆没。1935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的“朱毛红军”在这里突破大渡河天险,一举粉碎了蒋介石妄想让红军做“石达二第二”的阴谋!在安顺场上的“红军纪念馆里”挂着老一辈革命家陆定一书写的横幅: 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军民团结紧,胜利永无疆。

  满清无道,腐败滋生;祸国殃民,百弊横行。洪秀全金田起义乃“替天行道”,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石达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投到洪秀全的麾下并为“天国大业”立下汗马功劳。无奈“洪扬内讧”,石达开负气出走,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此事总令后人扼腕浩叹。在石棉,百姓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很早便在城边石儿山上建起“翼王亭”以资纪念,并留下了诸多神奇而有趣的口碑资料,这其中口碑故事之一当属翼王剑的传说。

  笔者的笔友,曾在石棉县县志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文文先生了解到一个情况:当年翼王携其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城及幼子石定忠在被押赴凉桥清军大营时,途中遗失了随身佩剑。以后这柄宝剑“阴差阳错”,竟被安顺场绅士赖林学获得,这柄宝剑长二尺四寸,可卷舒,寒气逼人,削铁如泥。六寸长的剑柄镶着金珠,沉香木的剑鞘饰着紫金魔铜,方圆数十里的人们纷纷前来观剑。赖林学考查诸多史籍,方知此剑名叫“雄精如意”,乃翼王心爱的佩剑之一。赖林学将其视为传家之宝,后来交到他的儿子赖进学的手里。民国13年(1924),赖进学因战乱举家迁往雅安避难,又不慎将宝剑遗失。这柄剑最后一次露面是解放初成都举办的一次展览会上,从此,此剑杳如黄鹤。

  民国初年,一位名叫张二的先生在《重修越西县志西路调查草案》之四(见《越西县志》)中写有一首《雄精如意歌》,这是关于这柄宝剑至今唯一可见的文字资料,歌云:

  鞑靼入关明统绝,皇皇华胄无遗孑。同胞被压百余年,七世咸丰火益烈。

  草泽英雄石达开,金田起义造天德。如意随军祝如意,宝剑臂左助杀贼;

  一呼响应天下分,长江据险画南北。七王争斗势支离,误走山街来紫地;

  ……

  宝剑如意寻主人,遁迹福门赖氏寄;埋隐光芒那计年,不闻理乱与休戚。

  宝剑忽忽生翼飞,展翅边关杀敌去。我作长歌如意听,行藏聚散须明析。

  莫因好友吐长虹,便欲登朝奸佞击;寄语主人善什藏,免惹圣明山陬取。

  然而,张二先生的美意终成空望,翼王剑最终弄丢了。

  唉,翼王剑,如今你到底在哪里?

  翼王剑  在福建?

  关于翼王剑的下落,笔者稽考档案资料,发现了更为新奇的线索。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与翼王覆灭息息相关的人-----大清同治年间的雅州知府,福建宁德人氏蔡步钟。

  蔡步钟,在当年围剿翼王的战争中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资料记载:蔡步钟(1831~1869年)字则玉,号监泉,宁德城关人。清廪生,其父蔡志谅任户部员外郎,他随侍在京城,以输饷得官,任刑部员外郎分发四川。

  不久,四川总督骆秉章奏报朝廷,让蔡步钟补用雅州府知府。

  清同治二年(1863年)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到云南边境从米粮坝渡江急进,翻过托乌山,准备攻雅州。蔡步钟接到四川总督骆秉章围剿石达开的檄文,统带汉族、土族兵卒,驰防大渡河。农历三月二十五日,蔡步钟到河边,总兵唐友耕同时到达。此时,石达开率部三四万人,进入土千户王应元管辖的紫打地(安顺场)境内。是夜,河水陡涨数丈,石达开隔河搭棚,赶造船筏,蔡步钟命令士兵开枪射击。农历四月初四,石达开率部四五千至河边,用档牌护射,乘筏强渡,岸上呐喊助威,声震山谷。蔡步钟令士兵严守阵地勿动。待接近时,清军枪炮连环轰击,并用火药燃爆木筏,阻挡石军渡河。十三日,蔡又派兵由苏村过河剿杀太平军。石达开知难挺进,于十七日全力出击,与蔡军决一死战。蔡步钟与唐友耕、王应元等竭力阻抗。由于时间拖延,太平军粮草渐罄,困难加重。石达开率部分水陆两路进攻,一路猛划船筏,一路攀崖勇进。蔡步钟仗优势地形,指挥士卒用枪炮猛烈还击,并拉拢夷兵由紫打地两路夹攻。石达开撤退时,蔡步钟又分遣心腹,收买耳目,刺探石达开行踪,紧密追踪。四月二十七日,石达开落入蔡步钟圈套,部属全被镇压。
  
  战后,蔡步钟经四川总督骆秉章奏奖,旨免补知府,并赏戴花翎。

  此时,其他太平军续攻云南,云南巡抚林鸿年奏调蔡步钟赴南营帮办军务。不久蔡任云南按察使,后因积劳成疾,旧伤复发,于同治五年回家乡福建宁德调养,在城内建大厅一座,作为官邸。蔡步钟卒于同治八年,时年39岁。

  1862年6月18日,唐友耕率领清军数百名,押解石达开等五人前往成都。石达开携幼子乘轿,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三人乘马,仍一色太平天国天朝衣冠,气宇轩昂,乃至沿途士民争相瞻仰翼王风采。一路上的地方官都办了上等酒席招待他们,如迎贵宾。这些地方官都慑于石达开的威名,佩服石达开的才能,唯恐在自己管区出事,承担不起,因此态度十分恭敬,丝毫不敢侮慢。一路之上,莫不如此。

  这里有一个细节,在翼王被俘后,被清廷押往成都,在半路上,雅州知府蔡步钟也请石达开赴宴,是不是就在这赴宴期间, 有猫腻呢?

  果不其然。

  1956年,翼王剑最终在福建宁德露出了它那神秘的面纱。

  蔡步钟与后人蔡威

  你想不到吧,当年镇压太平军的雅州知府蔡步钟,竟然有一位革命后代。

  蔡步钟,福建宁德蔡氏十七世祖,系蔡威烈士伯曾祖。

  蔡威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讯及技术侦察工作创始人之一,他一生虽然只有短暂的二十九个春秋,却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为党的崇高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自己却因伤寒病过早逝世,将自己的身躯埋在了莽莽高原之上。

  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苏家埠战役的重大胜利,歼敌三万余人,缴获4部电台和大批无线电器材。这样,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设备大为改善,不久就扩建成两个台。第一台(也称后方台)由宋侃夫、王子纲负责,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军委行动。第二台(称前方台)由蔡威负责,先随七十三师,后随红二十五军行动。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长征到川西北的金川江,当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局长蔡威听说金川江下游就是大渡河时,对同行的马文波同志触景生情地说:家里有一把宝剑,据说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在大渡河被俘后,清军得了这把剑,这把剑一直保存在我家里。蔡威还说:“从这点讲,我感到我们家对不起这位农民革命英雄。”

  马文波(安徽省怀远县人。老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中共九大代表。中顾委委员、乌鲁木齐军区原司令员)和蔡威同志一起战斗、生活的4年中,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时常促膝谈心。由此得知,蔡威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家在福建,祖上曾在四川做过官,舅舅当过盐务督办;在家里已婚,并生有一个孩子。尤其是家中存有一把与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有关的宝剑令马文波印象难忘。

  蔡威牺牲后,马文波将军常常怀念他的这位挚友!

  1980年,年已七旬的马文波将军戴着老花镜通读了《清史》,想从中找到蔡氏的源流。

  1982年,徐深吉(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受马文波等人的委托,写了《怀念一位“无名英雄”---回忆红军长征途中的蔡威烈士》发表在当年的2月份的《福建日报》上,以期引起蔡威亲属的注意,但蔡威亲属没有看到。

  就在老战友们查无眉目时,1985年3月中旬,一位自称是蔡威孙子,名叫蔡述波的年轻人找上了门。

  这让马文波将军激动万分。在一番叙谈之后,将军问起了翼王剑的下落。

  蔡述波言道:“蔡家确曾收藏过石达开的一把宝剑,名‘青钢宝剑’。原保存在他堂叔蔡作柯的家里,1956年土改时交上去了,福建省博物馆当时曾派人前来登记注册过,据说此剑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马文波立即赶到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得知属于太平天国的文物都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由近代史组管理。于是马文波将军等立即前往。

  但他们得到回答非常清楚而又明确:“本馆从来没有收藏过石达开的宝剑。”

  马老又电请南京军区协助查找,南京太平天国馆馆方说,他们不仅没有收藏过石达开的佩剑,甚至从来没听说过石达开的佩剑至今还留在世上。

  1985年6月5日,马文波将军和夫人金瑞英及两名随员,从北京到达福州。第二天一起去宁德,马文波将军等首先与蔡家石达开“青钢宝剑”的传人蔡作柯相会。

  蔡老先生在文化馆陈馆长的陪同下,来到了招待所。马文波将军即开门见山地向蔡老先生提出:“请您谈谈石达开那把‘青钢宝剑’好吗?”

  “好的。”蔡老先生答应了一声,随即谈了如下的一些情况:“这把宝剑有三尺多长,在剑柄的前面,有‘青钢宝剑’四字,剑身两面都镌有‘二龙戏珠’的精细花纹。剑身亮晶晶,光灿灿,非常锋利,确为珍品。它原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佩剑,后来成了我们蔡家的传家宝。小时候,我常舞弄它,竟把剑柄都弄破了。有一次,因为所说真的宝剑‘削铁如泥’,我就左手拿着砍柴刀,把它的锋刃朝上放在地上,右手举起宝剑,猛地朝砍柴刀砍去,砍柴刀确实被砍坏了,而剑也留下一个缺口。为此,我父亲曾狠狠地把我骂了一通。”

  “那么这把剑呢?”马文波将军问。

  “交上去了。是1956年土改时交上去的。”

  “有谁可以证明吗?”将军追问。

  “我们馆的第一任老馆长可以证明。”陈馆长插言道,“我没有看过这把剑,但我听我们的老馆长讲过,是经他手送到当时的福安专署的。因为才解放时,我们宁德属福安专署,后来才改为宁德专署。老馆长现在泉州,是可以证明的。”

  “那么,既然是石达开的佩剑,必然是他的珍爱之物,且又是随身佩带的,而石达开兵败川西,他的剑,怎么会到了你们闽东的蔡家呢?”将军欲解此惑。

  “是这样的。”蔡老先生不慌不忙地解释说:“我祖父的祖父,也就是我的高祖蔡步钟,在清时曾任四川雅州知府,官署就在今天雅安。大渡河安顺场一带正是雅州知府的辖区。当石达开兵败被俘时,恰在我的高祖任内,于是石达开的这把佩剑,也就到了我高祖的手里。我高祖一见,非常喜爱,就把它收藏了起来,并声言留给长子长孙作为传家宝。后来,我高祖被封为云南按察使,因回乡养病,就把剑带回了宁德。因我是蔡步钟的长门嫡孙,这把剑也就自然传到我的手里。这就是石达开兵败川西,而他的随身佩剑却传到我们闽东蔡家的由来。”

  “那……蔡威是你的什么人?”

  “按辈份,他是我的堂叔。”

  至此,“青钢宝剑”的来历算是一清二楚了,那“青钢宝剑”究竟能否找到呢?

  “我们到省博物馆再去查找一下吧!如果省博物馆没有,我们就去泉州,请宁德文化馆的老馆长给开一证明,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更放心地交代了。”马文波将军认真地部署下一步工作。

  就这样,一行人又赶往福州。

  省博物馆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关于石达开的佩剑,我尚未听说。因为我才接管这项工作不久,但我知道,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全省各地交上来的东西很多,有一仓库呢!因为都未注明情况,所以至今还都存放在仓库里。”

  为此,他们根据蔡作柯老先生的讲述,把剑的名称、花纹、剑柄已经破损、剑刃的一面有个小小的缺口,都一一地向这位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并提出“因事关重大,请能留神查找一下。”

  “请放心,我们一定认真查找。更何况,它还是石达开的遗物呢。”

  可面对馆藏内的很多宝剑包括有缺口的宝剑,博物馆的同志一时没有定论,翼王剑,究竟是哪一把呢?

  另外,翼王剑是两把还是一把,另一把还有别的下落吗,成都解放之初展出的那把宝剑是石达开的佩剑吗?真是扑朔迷离!

  跨越半个世纪的追寻

  蔡威牺牲时年仅29岁,这对于一个杰出的破译专家来说,太年轻了。他是否还有另一个姓名?又有何物件佐证呢?

  蔡威是否还有另一个姓名?

  解放以来,宋侃夫、王子纲、马文波(原国家外交部副部长,总参三部副部长)、陈福初(总参三部原政委)、肖全夫(乌鲁木齐军区原司令员)、徐深吉(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等老同志,对蔡威同志时时缅怀,但因只知道蔡威是福建人,而不知他的故乡,无法了解烈士遗属的情况。1982年,徐深吉同志受宋侃夫、王子纲等同志的委托,写了一篇题为《怀念一位“无名英雄”———回忆红军长征途中的蔡威烈士》的文章,特意交给福建日报社发表,目的是引起蔡威烈士亲属和熟悉情况的同志注意。文章在当年2月24日的《福建日报》上发表了。遗憾的是,蔡威的亲属没有看到。肖全夫同志于1982年8月12日,在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编的《战胜报》上又刊登了一篇题为《无名英雄,英名永存———怀念蔡威同志》的纪念文章。

  文章发表后,引起福鼎县迅速反应。福鼎县委党史征编委认为蔡威烈士的事迹感人,有必要查清烈士是福鼎何乡人及其烈士的后代。此时,福鼎县一位张家的后代频频函告北京,说是其亲属张绍榘就是北京要寻找的“蔡威”,并提供了大量的证明。

  1984年6月,在福建协助整党的宋侃夫决定亲自赴福鼎调查此事,因身体一直不好,只好委托中央驻福建整党联络人员刘友祷同志与福州军区三局、省委党史征编委及福鼎县党史征编委,组成四人联合调查组赴福鼎调查。在福鼎管阳乡张某家乡进行大量调查后,调查组又分两组赴温州、上海继续调查,后发现张家非蔡威之后。

  从发现线索到调查结束,整整花了两年时间,以无果告终。后来,徐深吉在给烈士故乡党史部门信中写道:“当时,我写纪念文章时,未事先做调查,只凭红四方面军汇集名册为根据(指蔡威是福建福鼎人),结果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很是抱歉。”

  早在1981年,宁德县委党史办调查宁德早期党史人物———郑长璋烈士的生平事迹时,收到了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陈应中(1926年任中共福州组织部长)从广东寄来一份证明材料。材料中提到1926年福州地委派往宁德工作的有两名党员,其中一名叫蔡泽鏛,也是宁德人。这是县委党史办首次得到有关蔡泽鏛的情况。在这之前,县委党史办一直把郑长璋视为北伐战争时期宁德唯一的中共党员。蔡泽鏛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宁德党史工作的一次重要发现。但遗憾的是,当时由于县委党史办手头没有任何有关蔡泽鏛的资料。蔡家在宁德为一大家族,人丁兴旺,仅城关蔡家就达几百户,数千人。调查工作进展缓慢。

  而宁德县城关蔡家确有一位名叫蔡泽鏛的人。1931年下半年在上海突然失踪。蔡家非常着急。想尽办法多方查寻,当时,蔡泽鏛的大姐夫在上海市政府任职,也在暗中查找,最后得到消息是:或离开上海去向不明,或被国民党秘密杀害。

  全国刚解放,蔡泽鏛的独生子蔡作祥曾多次向上海市有关部门写信,要求帮助查找蔡泽鏛的下落。上海市有关部门在查无结果后写了回函,函中指出,根据有关精神,若当地有百人以上证明蔡泽鏛是参加共产党而失踪,当地政府可以认定蔡家为革命烈属。因而,刚解放时蔡家就被定为革命烈属之家,逢春节由农会进行慰问。1951年,蔡作祥作为烈士后代被分配到霞浦县人民银行工作。此后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因郑长璋(与蔡泽鏛一起回闽东的中共党员)的革命烈士身份没有被确认,蔡泽鏛的下落未查明,蔡家的革命烈属待遇于1955年被取消了。1957年也由于蔡泽鏛下落无法查清,他的儿子蔡作祥被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不纯分子”清洗回家(直到1980年才落实政策)。1974年,蔡作祥在苦苦寻找蔡泽鏛的漫长艰辛中去世了。此后,蔡泽鏛的孙子蔡述道、蔡述波担负起了继续寻找祖父蔡泽鏛的使命。

  真是事有凑巧。1985年农历正月初六,蔡述波得知宁德地委党史办黄垂超副主任是其二姐夫的同学,就和哥哥、二姐、二姐夫四人到了黄主任办公室反映了有关祖父蔡泽鏛情况。黄主任非常重视,并告诉他说:前不久,省委党史办杨的莺同志和省军区黄士珍同志受一位老领导的委托,到闽东查寻当年在长征途中牺牲的一位名叫蔡威的红军干部和他的亲属,但因籍贯不明,至今未能查到。蔡述波听后,几乎是惊叫起来:“蔡威是我祖父,我祖父就叫蔡威!”

  众多共和国的部长和将军多方寻找,当地党史部门难以查找和蔡氏家人几十年苦苦寻觅的三条线索果真在这一刻交汇?几十年隐姓埋名的密码在这一刻能解开吗?

  那么,蔡述波是怎么知道祖父就名蔡威呢?话还得从头说起,原来蔡作祥在全国解放初期就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当年在上海蔡泽鏛的三位闽东籍的老乡周泽万(共产党员,在暨南大学读书)、林国章(吴淞大学读书)、潘玉珂(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当时就获知蔡泽鏛1927年离家到上海找到党组织后化名“蔡威”。这从两份历史档案中都得到印证,一份是1955年《宁德县崇文乡烈士抚恤情况调查表》,在姓名一栏赫然写道蔡泽鏛、蔡威。但这份调查表取消了蔡泽鏛烈士的资格。另一份是1966年上海市公安局给蔡作祥(蔡植生)的复函里清楚地写道:“你来信要求查找父亲下落问题,经我们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均未掌握蔡景芳(蔡泽鏛、蔡威)等资料,特复。”

  于是,蔡述波连忙介绍了他们一家寻查祖父蔡威的情况:祖父原名蔡泽鏛,又名蔡景芳。1927年离开家乡赴沪后就一直没有音信。当时父亲蔡作祥还没有出生,祖父就走了。后来父亲跟着祖母相依度日。1936年祖母逝世,9岁的父亲就由外祖母抚养长大。解放后,父亲到处寻查祖父的下落,经查找早年与祖父共事过的林国章同志,才得知祖父1927年到上海后就化名蔡威,在搞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去向不明,据说是被捕牺牲。1966年,父亲曾给上海市委去函要求帮助查找,直至1974年父亲逝世时,祖父的下落仍然不明。父亲临终前一再嘱咐我们要继续寻找。10多年来,我们也仍没有查出结果。蔡述波的叙述引起了宁德地委党史部门的重视,黄主任当即与省党史办联系,不巧的是那位领导已经离开福建回北京了。

  1985年3月15日,蔡述波带着家中珍存的一张祖父照片和当年周泽万同志证明祖父参加革命在上海活动的材料赶往北京。他先到省城福州福建省委党史办,才知道要找的那位领导就是中央派往福建省委的整党工作联络组组长宋侃夫同志,他住在北京市屯绢胡同。蔡述波到北京后,终于顺利地见到了宋老。宋老一见自称是蔡威孙子的蔡述波,惊呆了,“象,真象!”宋老在心中自言自语道。再看蔡述波带来的那张照片,和他印象中的蔡威十分接近,蔡述波所讲的有关情况也极有参考价值。3月24日,宋老邀请了蔡威生前的老战友王子纲部长、马文波副部长、胡正先副部长等前来聚会认证。尽管宋侃夫凭直觉感到眼前的线索极其重要,已有八、九成的把握了,但他还是按奈住急切的心情,商定由马文波部长负责带领有关人员前往宁德进一步全面查实。

  青钢宝剑作证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长征到川西北的金川江,当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局长蔡威听说金川江下游就是大渡河时,与马文波同志触景生情地说:家里有一把宝剑,据说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在大渡河被俘后,清军是用这把剑杀了他,这把剑一直保存在我家里。蔡威还说:“从这点讲,我感到我们家对不起这位农民革命英雄。”

  马文波和蔡威同志一起战斗、生活的4年中,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时常促膝谈心。由此得知,蔡威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家在福建,祖上曾在四川做过官,舅舅当过盐务督办;在家里已婚,并生有一个孩子。尤其是家中存有一把与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有关的宝剑令马文波记忆忧新。

  当徐深吉将军回忆文章在1982年2月24日的《福建日报》上发表后。果然,在福建省福鼎县一个山村的张家就出面认亲了。在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工作一段之后,宋侃夫、马文波等几位老同志相约来到了张家的一位成员家中。

  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甚至外貌都和蔡威烈士非常相象。因此一见面几位老同志就从内心里感到欣喜。而老人所讲的情况和在福鼎调查的情况也是完全一致的。但当马文波提及“家中是否藏过一把石达开的佩剑”时,老人矢口否认,并讲述了一些石达开的佩剑根本不可能传到闽东他家的道理。

  为此,有人曾向马文波提出疑问:“老马呀?关于石达开的那把剑……是不是你记错了?”

  “不会!而且蔡威从无谎言。因此即使其它方面再象,我仍怀疑。所以还是要找剑。虽说找剑是为了找人,但寻找不到剑,这个问题就很难断定。”马文波十分坚决地说。

  蔡威为人正直,心怀坦荡,诚恳实在,这是熟悉他的人们人所共知的。因此,大家都同意马老的意见。

  1985年,全国范围的整党开始了。这时,党中央拟派宋侃夫同志到一个省作联络员。宋侃夫随即提出:“就请中央把我派往福建吧。这样,一方面我可按照中央的委派做好联络员工作;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进一步查找一下蔡威烈士的亲属。”中央同意了宋侃夫同志的要求,于是宋老很快到了福建省会福州。

  在福州,宋老利用工作之余,向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同志介绍了蔡威烈士的情况,讲了自己和众多老同志寻找蔡威烈士亲属的心情。项南同志听后非常重视,并借一次开会之便向地、市委的领导同志们作了布置。

  当宁德方面有关蔡威隐性埋名的密码解开后,宋侃夫等蔡威的老战友都先后在北京接见了蔡述波,并向他询问蔡家的具体情况。

  “不知道。”蔡述波说罢,又马上表示:“我们蔡家的人在宁德的很多,回去后,我一定仔细地问一问。”

  不久,蔡述波回信言道:“蔡家确曾收藏过石达开的一把宝剑,名‘青钢宝剑’。原保存在他堂叔蔡作柯的家里,1956年土改时交上去了,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马文波立即派人赶到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得知属于太平天国的文物都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由近代史组管理。于是他们立即前往。

  但他们得到回答非常清楚而又明确:“本馆从来没有收藏过石达开的宝剑。”

  马老又电请南京军区协助查找,太平天国馆馆方说,他们不仅没有收藏过石达开的佩剑,甚至从来没听说过石达开的佩剑至今还留在世上。

  1985年6月5日,马文波将军和夫人金瑞英及两名随员,从北京到达福州。当天即与去福鼎调查组的杨的莺、黄士珍等进行了商谈,并约定第二天一起去宁德,首先与蔡家石达开“青钢宝剑”的传人蔡作柯相会。

  第二天,蔡老先生在文化馆陈馆长的陪同下,来到了招待所。马文波将军即开门见山地向蔡老先生提出:“请您谈谈石达开那把‘青钢宝剑’好吗?”

  “好的。”蔡老先生答应了一声,随即谈了如下的一些情况:“这把宝剑有三尺多长,在剑柄的前面,有‘青钢宝剑’四字,剑身两面都镌有‘二龙戏珠’的精细花纹。剑身亮晶晶,光灿灿,非常锋利,确为珍品。它原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佩剑,后来成了我们蔡家的传家宝。小时候,我常舞弄它,竟把剑柄都弄破了。有一次,因为所说真的宝剑‘削铁如泥’,我就左手拿着砍柴刀,把它的锋刃朝上放在地上,右手举起宝剑,猛地朝砍柴刀砍去,砍柴刀确实被破坏了,而剑也留下一个缺口。为此,我父亲曾狠狠地把我骂了一通。”

  “那么这把剑呢?”马文波将军问。

  “交上去了。是1956年土改时交上去的。”

  “有谁可以证明吗?”将军追问。

  “我们馆的第一任老馆长可以证明。”陈馆长插言道,“我没有看过这把剑,但我听我们的老馆长讲过,是经他手送到当时的福安专署的。因为才解放时,我们宁德属福安专署,后来才改为宁德专署。老馆长现在泉州,是可以证明的。”

  “那么,既然是石达开的佩剑,必然是他的珍爱之物,且又是随身佩带的,而石达开兵败川西,他的剑,怎么会到了你们闽东的蔡家呢?”将军欲解此惑。

  “是这样的。”蔡老先生不慌不忙地解释说:“我祖父的祖父,也就是我的高祖蔡步钟,在清时曾任四川雅州知府,官署就在今天雅安。大渡河安顺场一带正是雅州知府的辖区。当石达开兵败被俘时,恰在我的高祖任内,于是石达开的这把佩剑,也就到了我高祖的手里。我高祖一见,非常喜爱,就把它收藏了起来,并声言留给长子长孙作为传家宝。后来,我高祖被封为云南按察使,因回乡养病,就把剑带回了宁德。因我是蔡步钟的长门嫡孙,这把剑也就自然传到我的手里。这就是石达开兵败川西,而他的随身佩剑却传到我们闽东蔡家的由来。”

  “那……蔡威是你的什么人?”

  “按辈份,他是我的堂叔。”

  正当人们为此了陷入遐想之时,忽听陈馆长对蔡老先生问道:“方才您讲,石达开是‘兵败被俘’,恐怕错了。石达开是‘自投清军’,是降清。这在有关史书和《辞海》上,都是写得很清楚的。”

  “不!他不是降清。因为我们家不光藏有一把石达开的佩剑,还藏有一本石达开的亲笔口供。这本口供,我看过多遍。他不是降清,是被俘。”蔡老先生非常肯定地说。

  “那,这本‘口供’呢?”马文波将军的一位随员迫不及待地插问一句。

  “因为我在外地做事,我母亲没有文化,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至此,“青钢宝剑”的来历算是一清二楚了,哪 “青钢宝剑”究竟能否找到呢?

  “我们到省博物馆再去查找一下吧!如果省博物馆没有,我们就去泉州,请宁德文化馆的老馆长给开一证明,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更放心地交代了。”马文波将军认真地部署下一步工作。

  就这样,一行人又赶往福州。

  省博物馆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关于石达开的佩剑,我尚未听说。因为我才接管这项工作不久,但我知道,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全省各地交上来的东西很多,有一仓库呢!因为都未注明情况,所以至今还都存放在仓库里。”

  为此,他们根据蔡作柯老先生的讲述,把剑的名称、花纹、剑柄已经破损、剑刃的一面有个小小的缺口,都一一地向这位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并提出“因事关重大,请能留神查找一下。”

  “请放心,我们一定认真查找。更何况,它还是石达开的遗物呢。”

  剑终于找到了!尽管它已经破旧了,剑柄上仍清楚可见“青钢宝剑”四字。它静静地置身于仓库的一个角落里。

  此剑为权威性证据,至此,寻觅蔡威烈士亲属的工作圆满结束了。

  当时,福州军区政委江拥辉同志和福建省委第一副书记程序同志,先后来到宾馆看望马文波,都高兴地说:“马老呀!您干了一件大事,干了一件大好事!真应该感谢您啊!”

  “多年的宿愿总算实现了。要说感谢,首先应该感谢军区党委和省、地、县委。我回京后,还要把详细情况报告给宋侃夫、王子纲、肖全夫、徐深吉、陈福初、李永悌等同志,并准备联名给李主席和徐帅写份报告,因为他们都非常关心此事。惟愿为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蔡威烈士的英魂和他的亲属们能够得到安慰!”

  讲到这里,时年七十四岁高龄的马文波将军已激动得热泪盈眶……


 楼主| 发表于 2016-8-26 16:09:36 | 显示全部楼层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宝剑流落石棉县安顺场赖家(作者:边塞诗人)

  近年来笔者看到若干媒体中报道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宝剑流落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赖家的相关新闻及论述文章,甚至原国家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将军也在全国范围内多次寻访该翼王剑的下落。但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包括雅安本地报纸对这段史事的报道均有很多讹误之处,若干问题并未搞清,很有澄清之必要。笔者对此段历史掌故有所了解,现愿将所知写出来以就正于方家,或拾遗补缺供学术界参考。

  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的安顺场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安顺场在清代属于四川宁远府越嶲厅所辖,旧名紫大地,又名紫打地、诛达地,清末场镇为山洪所毁,另择新场重建,越嶲厅同知孙锵取“山地久安,河流顺轨”之意,更名安顺场。现在的安顺场是个彝族乡,但其实场上历来无彝族居民。清末的安顺场是越嶲厅松林地土司所辖“河道七场、四十八堡”中的首场,历代为松林地土千户王土司家的驻牧地,王家曾在场上建有衙门,地址就在今安顺小学。1927年,当地著名士绅赖执中联合李德吾、刘崇高等将松林地土司“改土归流”,没收末代土司王光祖家的衙门、财产办起了安顺高级小学,王光祖的一个妹妹也作了刘崇高的小妾,王家才搬回了马颈子原土通把衙门去居住。这个赖执中的情况下文再详细叙述。关于松林地土司,清代称为西番人,今归入藏族,所辖堡民亦多为西番中的尔苏人,或称木雅藏人,有说是西夏遗民后裔。由于前代土司王应元参与打败了石达开,所以由土千户陞授为土都司,加副将衔,慈禧太后命绘其像于故宫紫光阁。

  清同治二年春三月,太平天国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达开率部五万余人自滇之米粮坝(今云南巧家县)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西昌辖境(后来红军长征有一路偏师亦是由此渡江入川)。石达开屯兵于西昌南山,见西昌戒备森严,城高墙厚,不敢强攻,绕城北上,直趋冕宁, 欲图蜀中以为根本,恐清军屯重兵于富林,而不走越嶲大道渡河。时石达开暮气已深,不复当年英锐,孤军远征,转战万里,无后勤补给,自疲于山谷之间,途经冕北拖乌闻一地名“铁宰宰”,铁宰则石开,疑惧顿生,颇有悔意,思之再三,才率兵北上直达大渡河南岸之紫大地。当时拖乌地区尚无彝族部落居住,土著皆番人,这是与后来红军过拖乌彝区的情形大为不同的。

  石达开部至紫大地时驻兵营盘山,大渡河北岸尚无清军防守,唯松林地土司王应元断松林河桥,沿西岸防御,并将紫大地居民、粮食、船只全部徙过松林河。适雪山融化,大渡河、松林河水陡涨丈余,石达开误以为是山洪爆发其涸可立而待也,兼之王娘某新产一子,遂按兵不动,坐失战机。不料三日后,清朝大军云集,而河水不退。三月三十日达开以锐卒数千扎筏抢渡大渡河不成,四月四日再渡不得,六日改图松林河又失利。当时松林河水面广阔,不同于今日,不可以今日河流演变后之状态揣测昔日太平军抢渡不力。

  达开知陷入绝境,愤极图存。十八日,亲督敢死士口衔利刃分道抢渡大小二河,又被清军和土司兵阻截,天堑难渡。而此时军中粮尽, 食及战马,马尽又食及草根,所部死尸枕籍。大渡河、松林河都过不去,要退回冕宁、西昌,山路又被煖带密土千户岭承恩率彝兵伐巨木所断。至是战守俱穷,进退失据,所部多饿毙。四月二十六日,石达开携子石定忠并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自往清军大营求死,舍命以救部属,后押往成都被凌迟处死。之前,王娘八人已投大渡河而死。余部五千人缴械后,驻于汉源县大树堡禹王宫,五月四日为彝族土司岭承恩尽屠之。

  石达开紫大地覆师蒙难以后,他有一把随身携带象征权位、令符的宝剑就辗转流落到了清朝奉政大夫、大渡河地方豪强、安顺场人赖进学手里。此剑长四十多公分,以鲨鱼皮为鞘,剑把两面均嵌有翡翠、宝石并刻有翼王石达开五个正楷小字。尾端剑柄用黄金制成,上有纹饰。宝剑寒气逼人,削铁如泥,赖进学视为至宝,四乡八里的老百姓均来观看,民国初年的《越嶲县志》中曾对此作了记载。关于翼王剑是如何流落赖家的,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当地参与过进攻石达开部的土人献予赖家的。一说是太平军孑遗赠给赖家的。笔者在安顺场询问年逾九旬的太平军后裔赖光隆时得知此类说法。赖老先生自述其祖上为翼王石达开遗孤(疑为石达开幼子石定基),后被赖进学收养为假子,更姓为赖,躲过清军追捕。 赖进学,字锡山,其墓位于安顺场对面大渡河北岸之骑虎山之巅,今尚存。墓前有残碑一通,疑为文革所毁,两面碑文尚可辨识,碑身正面刻有“故奉政大夫赖公讳进学之墓”,其余部分已残缺。碑身反面为墓表,可观之文字尚多。其中述及赖家祖籍广东兴宁县,清代咸丰年间避祸入蜀,以采矿致富,赖进学恭勤王事,组织团练参与镇压野夷叛乱有功,授奉政大夫,子赖秉权(即赖执中)历任要职等。查清代史料,奉政大夫系正五品文官官阶,可见赖进学当时非一般的地方豪强可比。观察该墓情形,似已被盗掘,墓正中有明显盗洞一个。询及当地村民,证实该墓确已被盗。村民并表示凡大渡河两岸赖家坟茔均已被盗,非独此处,歹人为求墓中宝货。问何以知之?答日该地村民过去几代皆为赖家佃户,故对赖家情况知之较详。又问赖家历史上势力如何?答日威凌河道,称霸一方,夷番颇畏之,唯下游富林之司令官羊仁安可与之抗衡,两家打过冤家,死了不少人。 再问是否知翼王剑之事?一村民老者答知其由来,然不知所终。所言亦与赖光隆老先生相类。

  1935年,红军长征又到安顺场,此时赖进学早殁,适其子赖执中时代。赖执中,又名赖秉权,继承赖家权势,积职为川康绥靖公署顾问、夷务宣抚专员、川康边防军少将参军、西康省参议员、宁属屯垦委员会委员,是民国时期川康名士之一。红军到达冕宁县泸沽镇之时,赖执中率部驻守在栗子坪,二十四军旅长邓秀廷派人送来口信,告诉他红军锐不可挡,赖就率两连士兵撤回家乡安顺场,正遇防守大渡河北岸的二十四军准备焚毁安顺场,由于安顺场上大半的房产皆为赖家所有,赖即率部制止不准烧场,并截留大船一只。当夜红军即占领安顺场,赖执中在卫士保护下逃入彝族山区。红军依靠这只大船抢渡大渡河天险成功,避免了成石达开第二。这个事情现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已将其编排为昆剧《飞夺泸定桥》,此处不赘。 据安顺场当地多位老人介绍,赖执中早年曾在四川省省长、国民党二十三军军长刘成勋部担任副官处长,系刘成勋之亲信,他与当年同在川军中的将领刘伯承早就认识,刘之部下袁品文、韩伯诚亦为赖之密友,刘伯承率红军先头部队逼近大渡河时曾派安顺场袍哥首领何海福带来亲笔信一封给赖执中,叫他为红军抢渡大渡河提供方便。此事不知确否,姑记之,籍留以待后之史家考证。

  据《安顺(场)乡土志》记载,红军过后赖执中曾往成都晋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面谈治有感于翼王石达开于大渡河覆军蒙难八十年事而倡议捐款在该处石儿山为石达开建亭镌碑以资凭吊。赖执中的倡议报告得到国民政府要员的批准,于佑任、林云陔、熊式辉、白崇禧、刘文辉、张笃伦、刘万抚、韩孟钧、杨学端等纷纷捐款刻碑,并委赖承。办此事,赖本人也作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大地蒙难纪实》的碑文。当时称此为“灵岩胜迹”,这些碑刻是研究石达开所部事迹的重要史料,可惜在文革中多已被毁。

  1951年4月,赖执中及其主持安顺场赖家事务的如夫人赖崔淑君先后在清匪反霸运动中被处死,安顺场上占地数十亩的赖公馆没收充公,改为越嶲县第五区人民政府,而赖家所收藏的翼王剑也就不知所终了。几年后,安顺场发生火灾,昔日的赖公馆全部化为灰烬。现在安顺场上的赖家大院(即赖公馆)系前几年政府出资局部新建的旅游景点,已非当年奉政大夫第的盛况可比了。
 楼主| 发表于 2016-8-26 16:18:18 | 显示全部楼层
红军路过安顺场的故事(作者:边塞诗人)

  1935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三万余人来到安顺场,之前蒋介石已经宣称要让朱毛红军做石达开第二。毛蒋双方都在注意了解石达开覆师蒙难大渡河的史实以资借鉴。毛泽东到达安顺场时住在安顺小学,朱德、周恩来等人住在隔壁的赖家公馆,他们听说安顺场街上有一个叫宋大顺的清朝老秀才当年已九十多岁,是目睹石达开全军覆没的见证人,便派宋任穷去把他请来相见。宋大顺来后,毛泽东等待以酒肉,请他讲石达开覆师经过。宋大顺说:“石达开当年也是这个季节来的安顺场,他的兵马当时比你们还多些。安顺场是兵书上所讲的死地、绝地,数万大军要从这里渡河,绝无可能。要从这里掳获几万人充饥的军食也无可能。石达开到了安顺场以后逗留三日不疾进,后来清朝大军云集,对他围而不攻。前有大渡河天堑难逾,西有王土司断桥防御,东有唐总兵扼险而守,后有倮倮把住高山。石达开求战不能,所部大多饿死,还发生了人吃人。安顺场前面营盘山脚下就有一块`石达开被困覆师处'的碑,是清末时赖执中家立在那里的,明早天亮后你们可以去看。”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听后,心情非常沉重。几分钟后,毛泽东说:“我们既已入此险地,还请老先生指点出路。”宋大顺沉吟半晌后说:“唯今之计,你们只有溯大渡河而上,从泸定桥过河或有一线生机,好在现在国民党军队还未合围安顺场,我听说泸定桥只有守军两百多人。安顺场绝非久留之地。”临别时,宋大顺又一再告诫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万勿迟疑,速离险地,迟则必成石达开第二。当夜毛泽东就下令分兵两路,跑步前进,从泸定桥过河。解放后,毛泽东不忘旧情,专门派人寻访到了这个宋大顺的后人,安排在安顺乡政府工作,特许他家的后人可以接班,至今已经在安顺乡政府工作了三代,当地老百姓称他家为“三代红人”。我2002年到安顺场去了解石达开事迹时,还在安顺乡政府见到了这个宋大顺的曾孙。
发表于 2016-8-26 20:14:55 | 显示全部楼层
曾经去过石儿山见过里面的碑文。这个文章把石达开兵败安顺场讲得比较详细。
最后那段龙门阵讲到是九十多岁的老秀才宋大顺给毛泽东指路泸定桥在正史上木得记载,关于红军如何得知上游泸定有座铁索桥正史上也未记载。我想泸定桥在历史上很有名,康熙始建于1705年,到1935年红军来到安顺场时己有230年历史,在当年知道这桥的人一定很多,起码来往川藏茶马道的商贾背伕尽人皆知。再说三十年代民国地图上也应记载这沟通川藏交通的泸定桥,红军不会不知上游有桥,只是桥断与否还待证实。老秀才分析石达开兵败原因,劝红军尽快离开死地建议走泸定桥有可能,说红军不知上游有座泸定桥是老秀才指路是不可能的。
在《红军路过安顺场的故事》作者边塞诗人还在文中说:“解放后,毛泽东不忘旧情,专门派人寻访到了这个宋大顺的后人,安排在安顺乡政府工作,特许他家的后人可以接班,至今已经在安顺乡政府工作了三代,当地老百姓称他家为‘三代红人’。 2002年到安顺场去了解石达开事迹时,还在安顺乡政府见到了这个宋大顺的曾孙。”,这娃肯定是骚说的,石棉县若真有这么个御批世受皇恩的宋大顺老秀才的三代红人,起码石棉县是家喻户晓,邻县汉源不可能不知道。真有这宋家后人毛时代不可能让他三代人窝在安顺乡政府,在造神最凶的文革,有恩于毛的宋家后人起码要弄个县革委主任,咋可能至今还是三代乡丁?
记得文革初期说大树有个当年在安顺场为红军渡河划过两天船的船工(好像姓帅吧),在县文化馆都作为汉源县的英雄人物专门宣传过,那若真有个给朱毛红军有指路救命之恩的老秀才后代肯定会展劲宣传的,不会世人都不知这段龙门阵。
发表于 2016-8-27 12:52:12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16-8-27 12:52:47 | 显示全部楼层
故事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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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8 19:07:02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16-8-28 19:07:29 | 显示全部楼层
内容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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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9 12:13:44 | 显示全部楼层
以前对石达开评价多为正面,后来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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